上月，世行公布中國120個城市投資環境評價報告，引人注目的是，北京、上海、廣州三大城市群的“首位城市”都沒有進入“金牌城市”行列，而讓位於東部沿海中等城市。排名結果所示，那些拔金奪銀的城市中，經營者不必支付太高的時間稅。所謂時間稅，主要是指企業與政府打交道的時間成本。報告人指出，企業支付“時間稅”的多少已經取代硬環境指標，成為中國城市吸引投資的決定性因素。
但在我看到的所有有關評論中，沒有人關注到城市群的問題。事實上，儘管北京、上海、廣州沒有進入“金牌城市”名單，但其在周邊城市中的巨大區位影響，仍然是無所不在的，甚至某種程度上說，三大“首位城市”的不同影響力，在某種程度上直接影響到其周邊城市能否進入金銀牌城市行列。
在世界銀行的此份報告中，杭州、青島、紹興、蘇州、廈門、煙臺名列前六，成為“金牌城市”；北京、大連、東莞、佛山、福州、廣州、江門、寧波、上海、深圳、天津、威海和珠海成為“銀牌城市”。稍加分類就會發現，進入金銀牌城市的，珠三角城市群中計有東莞、佛山、廣州、江門、深圳、珠海六個（均為銀牌）；長三角城市群計有杭州、紹興、蘇州（以上金牌）、寧波、上海五個；京津冀都市群中計有北京、天津兩個。
在三大城市群中，廣州的“首位城市”影響並不明顯，一個佐證是：深圳的常住人口已經快趕上廣州的水平了，都早已超過1000萬，但珠三角城市群基本上都能各自平衡發展；上海的影響力最明顯，它以1800萬人口以及通商口岸的巨大拉力，拉動周邊省份和城市的迅速發展；周邊城市的迅速發展，又反過來使上海的地位被水漲船高地托起。一個巨無霸型的超級城市群在長三角的崛起，事實上已經沒有任何懸念。而北京的“首位城市”影響力最弱，甚至於在周邊城市和省份中有點鶴立雞群遺世獨立的味道。事實上，北京的發展與政治優勢密切相關。所謂政治優勢，就是可以充分利用首都的優勢進行配置資源。這樣的發展模式，必然不是市場經濟最優的帕累托改進，而是一種零和博弈，甚至是負和博弈。備受關注的“環京津帶貧困圈”的形成，就與此直接相關。
而在平等合作的基礎上，發展的路徑完全不同。據悉，為了貨物和人更便捷交通，當年有的首位城市在和周邊地區發展交通建設的時候，地方政府沒錢，不少時候是由首位城市方面籌集建設資金，旁邊中等城市的地方政府只需要負責征地。這就不是由發達地區向不發達地區吸附資源，而是在向不發達地區“反哺”了。這樣的平等合作，顯然更有利於區域的快速、平衡、可持續發展。
在內部發展的環境上，北京的平等與自由程度不及廣州和上海。比如在戶籍管制問題上，北京戶口仍是世界上最難辦的戶口。而孩子們要在北京參加聯考，也遠比廣州和上海難。北京的版圖面積比上海和廣州大得多，但它的常住人口卻不多，1500萬左右，非戶籍常住人口只有400萬左右。而上海常住人口是1800萬，非戶籍常住人口達600萬。
在國際上，圍繞首都形成了一些比較著名的“首都圈”，像大倫敦區、大華盛頓區和大東京區等。馬克·傑斐遜在1939年曾經提出了“城市首位率”的概念。首位城市，即它總是比這個國家的第二位城市大得異乎尋常，在國家中發揮著異常突出的影響。這一點，在亞洲國家中體現得非常明顯。比如日本東京人口超過全國的27%，韓國首爾超過43%。中國地域廣大，未來將會以城市群為中心，出現多個“首位城市”。上海是，北京必然也是。那么，如何對內對外謀求平等、平衡發展，以充分奠定和發揮“首位城市”無與倫比的重要作用，是城市管理者必須考慮的問題。它要求管理者跳出狹隘的城市觀念，從“區域”和城市群的角度看問題。“真正的城市規劃，必須首先是區域規劃”。來源：考試大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布吉尼翁在發表《世界發展報告2006》時表示，機會均等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正變得越來越緊密。只有儘快地實行機會均等，一國的經濟才能得到健康而穩定的發展。事實正是這樣，不論個人、企業、區域城市群還是國家發展進步，自由和平等都是其核心靈魂。來源：考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