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結語
總的說來，孔祥熙的戰時財政理論具有兩個特點：一是系統性；二是矛盾性。說它具有系統性，是因為它既在巨觀上揭示了戰時財政的重要地位和基本要件，又在微觀上指明了戰時財政應當實行的政策；說它具有矛盾性，則是因為它所指明的戰時財政政策在事實上難以推行，並和孔氏在抗戰中後期實際推行的戰時財政政策相衝突。
透過孔祥熙戰時財政理論的系統性，我們可以發現他對戰時財政問題進行了必要的思考。而對於孔氏本人來說，他作為財政部長，就必須對戰時財政問題進行必要的思考。否則，他就無法承擔起主持中國抗戰時期財政工作的重任。反過來說，正因為孔氏對戰時財政問題進行了必要的思考，所以他才能提出系統的戰時財政理論，進而用這種理論去指導抗戰時期的財政工作，使他有可能成功履行其作為財政部長的職責。
透過孔祥熙戰時財政理論的矛盾性，我們可以發現他在理論上主張並一度付諸實施的以借債為核心的戰時財政政策及其在抗戰中後期實際推行的以發鈔為核心的戰時財政政策，對國民政府、中國人民和他自身都產生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效應。
一方面，這兩種戰時財政政策產生了積極的歷史效應。對國民政府而言，這兩種戰時財政政策都為它堅持抗戰和奪取抗戰的最終勝利提供了必要的經費保障，使它不會因缺乏經費保障而無法堅持抗戰，進而走向崩潰。對中國人民而言，由於這兩種戰時財政政策為國民政府堅持抗戰和奪取抗戰勝利提供了經費保障，他們才得以避免因抗戰失敗而淪為亡國奴的厄運，並一掃自鴉片戰爭以來在抗擊外來侵略的鬥爭中屢戰屢敗的恥辱，從此能夠驕傲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對孔祥熙而言，由於他通過實行這兩種戰時財政政策為國民政府堅持抗戰和奪取抗戰勝利提供了經費保障，所以他能夠為自己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值得記載的一筆，也有利於後人為他寫下一份公允的評語。
另一方面，這兩種戰時財政政策也產生了消極的歷史效應。簡言之，就是前者的失敗導致了後者的出台，而後者又造成了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進而對國民政府、中國人民乃至孔氏本人都產生了消極的歷史影響。對國民政府而言，這兩種戰時財政政策所造成的惡性通貨膨脹，使得大後方的物價持續高漲、國民經濟不斷衰退，從而削弱了它堅持抗戰的經濟實力及其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也使得它在抗戰勝利以後繼續陷於惡性通貨膨脹的泥淖難以自拔，直至最終崩潰。
對於由中、下階層構成的廣大人民而言，這兩種戰時財政政策所造成的惡性通貨膨脹使得其實際收入不斷減少，生活日益貧困化；與此同時，少數奸商富豪、貪官污吏卻利用惡性通貨膨脹從事投機壟斷和囤積居奇活動，大發橫財。結果，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從而造成了一種“階級性的不公平”——“我們抗戰，中等人出錢，下等人出力。至於有錢的上等人呢？既未出錢，又未出力，反而發了國難財。”[1][1]而從根本上說，這種“階級性的不公平”又是財政部長孔祥熙實行的以發鈔為核心的戰時財政政策造成的，所以他理應對此負責，並應設法消除之。但是，他不但不設法消除這種不公平現象，反倒乘著惡性通貨膨脹的機會以權謀私、貪污受賄，還大言不慚地以“吾人目前生活之艱苦，原系作戰時期必有之現象”，亦是“維持民族生存之代價”為藉口，片面要求人民“咬定牙根以忍受之”[2][2]。於是，他遭到了朝野上下和社會輿論的一再抨擊，最終不得不於1944年11月辭去財政部長職務，從此在仕途上一蹶不振。
凡此種種，固然都是孔祥熙在抗戰中後期實行以發鈔為核心的戰時財政政策所造成的消極歷史效應，但歸根結底是他未能成功實施以借債為核心的戰時財政政策所帶來的必然後果。而他未能成功實施以借債為核心的戰時財政政策，則要歸咎於各種主客觀原因。
首先，從主觀上分析，這要歸咎於以孔氏為首的財政當局在戰時公債政策上所犯的三個錯誤：
一是將戰時公債的利率定得偏低，償還期定得太長。戰爭時期，物價高漲，一般利率也隨之高漲，這時，如果公債的利率不升反降，人民就會覺得吃虧，而不願認購公債；同時，在物價高漲的條件下，如果公債的償還期太長，就意味著人民用來購買公債的貨幣急劇貶值，人民也會覺得吃虧，從而不願購債。因此，要順利發行戰時公債，就必須提高利率，縮短償還期。但是，孔氏等財政官員為了減輕國民政府的債務負擔，在發行戰時公債時，卻反其道而行之，將公債的年均利率由戰前的6.5厘降為5.3厘，使公債的平均償還期比戰前延長了11.2年，10年以上的長期公債占戰時公債期限結構的比重較戰前提高了47.3％。[3][3]這就嚴重損害了人民的利益，使得他們視購債為畏途。
二是放棄戰前向銀行界折扣發行公債的做法，將大部分戰時公債照面額平價發售給民營銀行和國家銀行。但民營銀行看到戰時公債無折扣，感覺無利可圖，都不願承購。國家銀行負有為政府服務的職責，自然要承購戰時公債，但其承受能力終究有限。而以孔氏為首的財政當局為了加強國家銀行的地位和打擊民營銀行的勢力，又取消了戰前銀行界向社會拋售公債、賺取利潤的債券市場，結果反而使國家銀行失去了向社會拋售公債的合法場所，等於在公債發行上自尋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