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簡·坎皮恩曾經這樣說：“我對劇本思考越深，就越加明白，必須有一個客體來賦予這個故事以特殊性。在諸多方案里我選擇了鋼琴，鋼琴可以說是人類雙手的神秘創造，它是文明的象徵。從視覺上說，鋼琴與紐西蘭土著人的生活構成了鮮明的對照。羅曼蒂克的激情存在於我們的生活當中，並且有時我們會為它而活。儘管我相信這並非是完全明智的生活方法，也明白它所帶來的結果常常是危險的，但我仍會珍惜它，並且相信它是偉大勇氣的象徵。”
劇情逐漸進入性騷動和肉慾的境界，這個過程沒有絲毫矯揉造作和人為的反差。三者都體現著各自的人性：辛勤耕作是愛達丈夫的人生理念；貝恩斯像那片未開化的原始森林，充滿著毫無雕琢的野性和本能；愛達對鋼琴的迷戀是因為彈琴彌補了她語言的障礙。原始美的吸引力跟琴聲的古典韻味一樣，對人的本性有不可抗拒的魔力。亨特扮演的愛達，雖然沒有一句台詞，但激情飽滿，表現力強到幾乎等同於吶喊。帕昆扮演的女兒更是非同尋常，她繼承了母親的強烈個性，身上還帶著教徒般的偏執和軍師似的主見。兩人均獲奧斯卡獎。影片對女主角“紅杏出牆”的觀察多半是從小孩的視角，因此它的風格有一種似懂非懂的神秘和愛憎模糊的深邃。影片跟《霸王別姬》並列坎城金棕櫚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