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們、先生們，
上午好!非常高興再次來到廣東。我已經是第二次來嶺南大講壇·文化論壇，廣東我基本上每年都要來幾次，對廣東比較熟悉，所以，每次有機會到廣東來我總是很開心。一方面，這兒我的朋友多，另一方面，廣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所以，剛才他們要我題字，我題了“廣東要永做改革開放的前沿”，不是一時的，以後也應該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這也是xx同志最近來廣東對廣東提出的殷切希望。廣東是有這種資格，也是有這種條件這樣做的。所以，每次到廣東來我是抱著學習的心態來的，也就是更多地是來學習，而不是到這裡來講點什麼，今天同樣。一會兒的互動過程中我希望從大家這裡學習到很多東西。
大家都知道，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過去了30多年，在30多年的時間裡中國取得了巨大成就，這個無論怎么評價都不為過，因為能夠持續30多年gdp以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見到過。所以，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怎么評價都不為過的，無論是我們的敵人還是我們的朋友，沒有人能夠否定這一點。可是，30多年的改革開放過了以後，我們也遇到一大堆的問題，有很多問題現在解決起來難度很大，所以，XX年應中央辦公廳的邀請，我去中南海給中央領導講課，中間休息的時候有一位中央領導問我，施教授，中國的改革開放什麼時候是黃金時間?我坦率地告訴他，我覺得剛剛過去的十來年，其實是改革開放進一步拓展和深化的黃金時間。大家都懂的這個原因，我們的有些事沒好好做，正兒八經的大事做得太少。也就是說，在XX年以前十來年裡面，真正的全局性的大事沒怎么做，有些利益集團發展到不可思議的程度，所以，很可惜。現在回過頭再來想一想，該怎么辦，你說有沒有晚?有點晚，可是還來得及，所以，XX年，新的領導人上來了之後，完全拓展了改革開放，從整體上改革開放，而不是從局部領域裡。
最近，應有關部門的要求，我剛好正在對xx的改革開放以來的新的做法給一個總體的評價，這篇文章很快就出來了，應該說，是具有開拓性的，究竟開拓在哪裡?跟過去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比，到底新在哪?我的文章出來後大家會看到，我待會兒在講話中也會陸續涉及到一部分。
今天主要是圍繞“當前的中國社會問題及其治理創新”來談這個問題。
當前中國的10大社會問題
1、貧富差距的過大與社會的撕裂
大家知道，目前中國的改革開放面臨最大的障礙就是貧富差距過大。貧富差距一定程度的大是社會進步的一種機制，很好。比如說，我們衡量貧富差距有一個國際公認的標準叫基尼係數，基尼係數在0.2以下的時候，貧富差距不大，社會發展很慢;基尼係數在0.2以上的時候，表明貧富差距開始拉大，這時候社會會加速發展，社會的財富也加速增長。但這個過程中如果控制得不好，也就是基尼係數在0.45以上的時候(中國XX年以後就跨過了這根線)，貧富差距拉得過大，社會各個階層之間、集團之間、區域之間、職業之間、行業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相互之間矛盾也是越來越多，社會對立加劇，社會運行開始失靈。據統計，全世界將近200個國家裡面，人均年工資是41535元人民幣，而目前中國是6120元，是世界平均工資的15%，在被統計的這些國家裡面，我們是名列第158位，倒數第26位。另外，還有一個統計數字，世界上平均一個社會裡面最富的10%的人占有社會的總財富大概是多少?是31.7%，而目前的中國已經超過50%了。如果以最富的家庭作為單位，最富的1%的家庭占了已經80%左右的國民財富。你看貧富差距已經到了這個程度。如果你去國外的話，大家都知道80年代末的時候，我1988-1989年去法國巴黎做訪問學者，香榭麗舍大街lv的專賣店，那個時候只是限制日本人和韓國人來購買，每張護照只能購買2套。XX-XX年我去法國巴黎做博士後研究，巴黎香榭麗舍大街lv專賣店已經開始限制中國人購買，一張護照只能買2套，因為有的中國人特別是一些“土豪”一買就是7套、8套的。別人一看，中國人真富!可是，他們看到的只是部分中國人，大多數的中國人其實並不富有。
不是說30多年的高速發展嗎，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見到過的嗎，那中國的國民財富30多年到哪裡去了?有人說貪官貪掉了，有人說轉移到國外去了，有人說購買了美國的國債了，有人說給亞非拉國家扶貧去了。有沒有這些問題?有，可是主要不是這個原因。那么，我們的國民財富究竟主要去哪裡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財政怎么會那么緊張呢?問國務院總理，問省里的省長，市裡的市長，縣裡的縣長，你說還有錢不?沒了，財政太緊了，沒錢。你看我們的中西部貧窮地區，建個或修繕個國小、中學我們的財政都決不了，還要搞“希望工程”，“希望工程”是民間捐贈的。我告訴您，由於某些特殊的原因，我們財政的經費非常緊張，財政是根本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所以，為什麼xx上來以後要加大反腐敗的力度，中石油、中海油為什麼他們的老總們紛紛被抓了?有的人說這是政治鬥爭，因為這些老總們是跟著某某某“大老虎”，所以，一塊兒把他們整了。瞎說。這裡面或許有一點政治鬥爭的因素，但再不清理這些老總們，對某些國有大公司的行為進行嚴格的控制，中國的財政問題根本解決不了。所以說，誰上來要解決中國問題，特別是解決中國的各級財政問題，都必須清理這些特殊利益集團。中國目前的社會到了撕裂的程度，有學者說社會到了斷裂的程度，我倒是覺得還沒有到斷裂的程度，但是社會撕裂問題是存在的。
2、社會結構的“板結”和中產階級的萎縮
因為近幾年和過去不一樣，改革開放初期一二十年里，那時候社會流動性是很強的，貧民可以變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可以慢慢變成上層階級，有的中產階級也會掉為下層階級，有的下層階級變成中產階級。由於那個時候的社會流動性比較強，社會一體化或者社會整合程度較高，中產階級(middle class)成長得比較快。可是，近來一二十年，那就不是這樣了，社會逐漸板結，社會流動性指的是階級階層的流動性(不是指地域，地域流動性現在也很強了)，是社會階級階層的結構慢慢板結了，其中直接的後果就是中產階級逐漸萎縮，也就是開始的十幾年，通過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的中產階級本來已經慢慢成長起來了，可是最近的一二十年由於貧富差距的拉大，特別是房價的上升，很多本來已經成為中產階級成員，慢慢地下降為下層階級。比如說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些中心城市，本來已經不錯了，至少有一二百萬的收入積攢下來了，自己有個小房子，過去就是單位分的，雖然不大。可是，這幾年有拆遷、城市改造，或者想換一個大一點的房子，改革開放以來積累下來的錢一夜之間就給了房地產商。北京這樣的地方，三環以內，7、8萬一平方米是很正常的，有的地方到十幾萬一平方米，上海的黃浦江旁邊已經到了30萬一平方米，北京的五環以內4、5萬一平方米。買大一點的，比如100平米的房子，至少400到500萬。孩子要結婚怎么辦?大學剛畢業沒有很多錢，這時候只能用父母或岳父母的錢給他們買個房，實際上就是說三家的積蓄全部一夜之間沒了，從中產階級變成下層階級。如果是父母付首付，小兩口自己得還20年左右的房貸，一個大學、碩士或博士畢業生的白領家庭立刻變為下層階級。因此，這幾年中產階級逐步萎縮，而中產階級的萎縮對中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構成了巨大的威脅。
從古希臘開始，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裡面就講過，如果一個社會沒有中產階級，社會就會變得很不穩定。為什麼這幾年社會矛盾那么複雜?有時候看到街上的有些行為覺得不可思議，比如說，在首都北京街頭，本來應該是最文明的地方，可是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兩輛車不小心刮一下，現在的車都是交保險的，根本不需要吵架，保險公司會出錢的，何必要吵架呢?可是他們竟然一下來沒幾句話就開始動手，原因是什麼?平時的生活裡面積累了太多怨氣，倒不是針對對方這個人的，平時有各種各樣的事，焦慮，要發泄。
社會板結之後，人們就開始喪失了改變自己地位和境況的夢想，xx同志提出中國夢，要有自己的中國夢。過去講的美國夢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指不管是哪個階級、階層，不管哪個民族、種族，到美國來以後，一切都是從零開始，我們都是自由平等的，一點一點從底層到中產階級到上層階級，也就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從一個窮光蛋完全可以變成中產乃至富人。這幾年美國夢也不行了，由於它經濟社會的危機，還有勞動就業情況的惡化，美國夢現在也麻煩了。中國要實現中國夢的話，如果中產階級是萎縮的，何以實現中國夢?所以，xx總書記他們上台以後，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國民收入重新分配的制度改革，xx為領導小組的組長。可是，聽說目前力度不大，力度不大就沒有意思了，所以，我一直建議要加大國民收入分配改革力度，給中國夢一個社會基礎，否則的話這個基礎是不會有的。
3、社會結構的分化與社會自組織程度的低下
近幾年通過改革開放後，由於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組織不斷在成長。這個社會組織有狹義和廣義的兩種概念。狹義的是指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以外的第三部門的組織形態，就叫社會組織。如果是廣義的社會組織，包括私人部門和第三部門，公共部門不算在內，也就是說，包括市民社會和公民社會兩個方面。所謂市民社會指私人領域，以私人利益為中心，包括個人、家庭以及營利性的社會組織，像公司、企業。第三部門是什麼意思?除了私人部門，還有國家公共部門，除這兩個部門公和私領域以外還有第三個領域，就叫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其實，沒有單獨的第三領域，所謂的第三域是啥?就是跨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有點公共，有點私人的，叫做第三部門，也就是把它放在第一部門、第二部門都不合適，所以，才謂之“第三部門”，但領域只有兩個領域：公共領域、私人領域。所謂第三部門只是有點半公半私，它是社會組織，不是國家組織、政府組織，也不是公司、企業這些私人的組織，它們關心的事情不是私人領域，是公共領域的事，社會的整體利益，甚至是國家的利益，他們要解決的問題是與公共利益有關的問題，所以，才叫“第三部門”。有的領導說，我們要扶持中國的公民社會，我們從不吐痰不隨便丟垃圾開始，瞎說，這是市民社會的領域。所以，要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是指完善社會組織的結構功能，不是完善公民的個人道德修養和社會行為規範，後者是市民社會的範疇。
這幾年中國大量的社會組織自組織能力很差、程度很低，原因是什麼呢?很多我們的自組織其實不是它自己組織起來的，是在有關黨政部門扶持下成長起來，實際上是這些部門控制性產生和成長的。因為，如果完全放開的話，有些部門就瞎搞亂搞。像廣東現在已經放開了，大部分不需要登記。一般社會組織只需要備案。這就會存在很重要的問題，如果僅是備案，它的活動、行動怎么監督?如果它出偏差，跟原來組織宗旨偏離怎么辦?另外，大量的組織成立起來後，開展各種各樣活動，對社會確實有好處。我們目前社會組織活動起來太困難，原因是因為活動經費有限，自己去化緣搞來的錢很有限，政府給予補助非常有限。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國際上是怎么做的?在對策裡面我會講。社會的自組織程度低了以後，造成兩大基本困境：一是社會組織的自治能力非常有限;二是國家和政府負擔還是很重。這樣的話，不管它們也不行，老管著它們，它們又很難成長起來，兩難。
4、城鎮化的加速和村莊的轉移
我去美國演講的時候，人家問我，施教授你能不能評價一下中國的城鎮化，我說可以。他說我聽說你們的城鎮化把農民趕到城市或者小城鎮裡面，說中國的村莊一夜消失了很多，有這樣的現象嗎?我說是真的，越來越多非常漂亮的、古色古香的很有地方文化個性的村莊慢慢消失了，特別是江浙這一帶。過去的江浙聽上去好像是平原以為一馬平川，其實不是很平，大概是20年前，江浙這一帶進行大量平整土地，把不太平的平原真正搞成一大平原，同時，大力推進小城鎮化，這么一來，大量村莊在城鎮化過程當中消失了。
這個問題怎么看?我認為有兩種村莊概念，一種是有形的村莊，另外一種是無形的村莊。有形的村莊就是你看得見的，幾十家、幾家組成的一個村落叫做村莊。無形的村莊是什麼意思呢?以農民為群體，他們已經習慣了村莊這種生產生活方式，他們到了城裡，可是他們的習慣還沒變，他們的生產生活還是農村的那個習慣，同村的人還是白天晚上聚在一起，十年、二十年了他們還是這樣，融不到城裡人的生活中去，這樣就糟糕了，進了城，但市民的生產生活方式跟隨不上，甚至有的人回到鄉下去住了。中國目前就出現這樣的文化，就是所謂逆城鎮化。
大家都知道，去年xx參觀一個城鎮化成果展的時候，他就問，早在一九三幾年的時候，中國有一個著名的學者專門畫了一條線，就是從東北漠河到雲南的一個城市，把它分為中國的東部和西部，這條線畫了以後，一統計，說那個時候線以西的大概是5%的人口，線以東是95%的人口，最近這條線怎么樣了?這條線還在，只不過西部人口從5%上升了6%，稍微增加一點。xx同志就問，什麼時候中國的城鎮化了以後才能改變這條線。有學者專門對這個問題進行了重大課題的研究，最後得出一個基本結論是：應該放開集體城鎮化，應該使得有的人願意到鄉下去住可以到鄉下去住，有的人願意從鄉下到城裡也可以放開，對有些有興趣生產生活在西部和農村的人進行特殊的優惠，雖然地方也可以優惠嘛，但一定要有國家優惠，那就大量的人口可以往西部走，否則的話不可以。即使在東部地區，如果有一些人願意逆城鎮化可不可以?可以。而完全斬斷這條路，將來的這個城市就是大城市、超大城市，超大城市就是幾千萬人的城市，像北京市你知道現在有多少人口嗎?固定人口和流動人口加起來將近3000萬，而整個加拿大3400-3600萬之間，城市太大就有巨大的城市壓力，自己就解決不了所有問題，造成“城市病”。而相關的政策，相關的設施，你都集中在幾個大城市裡面，人家當然願意去那些地方。比如說北京，有足夠的金錢和時間的話，每個禮拜都可以去欣賞音樂會。其他的中小城市沒有那么多的文化生活設施。國家的政策如果不變化，那就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所以，中國的城鎮化政策如果不改變，它直接後果還不是人口問題或者社會問題，這樣的社會問題會轉化為政治問題。所以，為什麼王岐山同志叫大家去看一本書，就是法國著名思想家托克維爾先生寫的，叫《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先生寫過很多書，但是最著名的有兩本書，一本是《舊制度與大革命》，是解釋法國大革命怎么會爆發的;第二本是《論美國的民主》，專門講美國的發展，講19世紀中後期以前和19世紀中後期發展的動力來自於哪裡。
我簡單介紹給大家介紹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很多人講法國為什麼會爆發資產階級革命，說是法國國王和王后很頑固，不改革，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生矛盾導致革命，這是一般的解釋。這位作者說，是這樣嗎?他研究後發現根本不是這樣一回事。他發現，法國大革命前是法國歷史上改革最快的時候，由於太快了，沒有掌握改革的節奏，幾乎得罪了所有的階級、階層，整個社會對王家充滿了怨氣。這個時候有一幫知識分子，到處在沙龍裡面號召革命，說這個國王、王后太不像話了，但是這些人只會動嘴巴不會動手的。這個時候由於前面一兩百年城市化，從十六世紀以後，實際上他們城鎮化的問題慢慢開始了，但真正城市化的爆發是工業革命以後。前面是從鄉村到城市，因為資產階級革命前夕，資本大規模發展之後需要土地，需要自由勞動力，他們賣了土地和財產給資本家，鄉村中有一部分人慢慢遷到城裡，十年二十年以後，那些失去土地的農民進了城後整天在街上晃蕩來晃蕩去，無所事事，喝喝咖啡，看看女人，講講黃色笑話，基本上是這樣一群人，整天無所事事對社會又不滿，那怎么辦?聽到巴士底獄有個演講是號召革命，一下子涌去看，聽了煽動這些人就開始去鬧。所以，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是從性質上來講的，參與的實際的力量主要是這幫失地的農民即“無套褲漢”。所以王岐山先生讓大家看這本書，主要要我們注意兩點：一是改革要注意節奏，不能太快，需要有相應配套的政策和措施同步推進;二是城鎮化要講究方式方法。如果簡單把農民從鄉村趕到城裡，若干年以後，那幫人賣地的錢花完以後，就會成為革命的力量。
中國未來解決三農問題的辦法是什麼呢?雖然土地財產給了資本家，或者政府可以買走，但可以以土地、房產等入股，將來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更多的錢可以分紅，分紅可以一代一代傳給兒子孫子，世世代代有股權，生活有來源，就沒有問題了，革命的力量就給擋住了。另外，有形的村莊看得見還是比較容易，關鍵是無形的村莊，也就是農民原有的群體的生活方式的轉變，現在沒辦法改變，其它措施包括新市民的教育培訓跟不上。
5、社會群體事件的頻發和黨政處置社會危機能力的尷尬
這幾年群體事件在各地不斷爆發，有所謂貴州甕安事件、雲南孟連事件、甘肅隴南事件、重慶計程車罷運的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等，都是群體事件。在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有些事情本來就很大，但絕大部分事情開始的時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是什麼大事，可是，後來越搞越大，是怎么回事?比如說湖北，我的一個博士生，她專門為這件事情到石首去調查，她本來就是湖北人，她做博士後的報告就是做這個事件。她調查以後回來告訴我，開始的時候就是一個小事，說有一個人生孩子，到了醫院的時候還好好的，結果後來難產死了，如果自然的話都有多少多少的機率，哪怕在北京、廣州醫療非常好的地方都有死亡的機率。但家屬就不願意了，說我們送來好好的，怎么搞死了呢，這個時候醫院處理不當，公安過分暴力地介入，一些人一聽說公安介入，搞成了群體的大事。所以，黨政處理危機能力的低下造成事件處理不好，非常地尷尬，這樣的事有很多。
6、社會自由的量升和質降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自由，可以說從量上是不斷增加，過去要說一句領導人的壞話，那絕對是xx。改革開放以來呢，這方面逐步放鬆了，各種各樣的自由，經濟、社會、文化的自由慢慢放鬆了，無論是普通老百姓還是幹部，談戀愛也不需要跟組織匯報了，過去是要向組織匯報的，組織上不同意的話那就沒辦法。現在社會自由逐漸放開了。
可是，由於社會自由無規則化，下面還會講到，社會自由在不斷增加，但是你的自由和我的自由發生矛盾衝突的時候怎么辦，這種規則太少，所以，社會自由的量是在不斷增長，可是，由於自由邊界不明，互相損耗，自由的質量在不斷下降，也就是真正享有的社會自由最後越來越有限。這裡面，政府有責任，社會自己也有責任。
7、無規則、弱規則、潛規則盛行和社會誠信系統的破壞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取得很多成就，也有很多失誤，最大失誤是什麼?就是我們的社會誠信系統逐漸破壞。但這個不是改革開放以來才有，從1957年反右開始社會誠信系統就逐漸破壞。改革開放以來有些東西無規則、弱規則。規則是有的，但不多，不那么硬的規則。潛規則，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不是明的，實際上是按這個規則來做。潛規則盛行後這個社會裡面明規則、硬規則就不起太大的作用了。您說在這樣的情況下怎么會有社會誠信呢?沒有誠信，什麼都敢幹的社會是很糟糕的，社會自由量再大，質也會下降。
比如說珠海，我去給市委市政府講社會管理。其中一個單位的領導問到一個問題，說是有一個社區裡面有一戶人家，稍微有點經營活動，小雜貨店之類的，娛樂活動經常搞到很晚，設施弄得梆梆響，影響到鄰居休息。他們說，一，我們用行政命令的辦法，通過區政府或其街道辦，我們把那戶人家從社區里趕走或強令其搬走;二，通過工商部門吊銷你執照的辦法，說你超出了執照經營範圍的規定;三，通過治安處理的辦法，我派幾個人砸你家玻璃，故意讓公安介入，讓公安制止你。四，通過協定的辦法，我們都在這個小區里，每家每戶出代表開會，大家協商晚上10點鐘以後聲音不準超過多少分貝，通過居民協定辦法行不行?你說要解決這個問題，四個辦法都行，人家北京、上海都這么乾，都解決了。解決問題是可以的，但本來是不是應該這樣解決，那是另當別論。
我說，第一種用行政的辦法，我告訴他們，社區裡面是自治單位，不是行政應該直接管的，所以，應該用自治辦法管，而不是用行政辦法管。第二種讓工商吊銷他的執照，雜貨店最多停業，但他家在這裡，晚上還梆梆響，住家在這裡趕不走啊。第三種用扔磚頭製造事端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第四種用所謂協定的辦法來解決行不行，我講你要分清楚兩個東西，一是人的權利，另一個是人權。人權是什麼意思?人權是特定概念，是指人作為人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權利。人的權利不等於人權。比如說生命權、人格權、勞動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是人權，這是基本人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政治權利、辦工廠、建企業、經商貿易等經濟權，從事教育、組織演出、參加娛樂等文化權，組織家庭、養兒育女、尊老愛幼等社會權利等，是人的權利。人權是不可以協定的，比如說生命權，我說我不想活了，我委託某某結束我的生命，不可以。休息權等屬於人權的範疇，也是不可以協定的。當然，你要通過內部“協定”也沒咋的，你也可以這么乾。你可以保護人權但不可以直接干預人權。中央政府可以規範人權，地方政府可以保護、保障人權，但不能直接規定人權是哪些，這些是由中央政府規定的。人家問我這個問題究竟怎么解決，我說最好的辦法是說服教育，但在說服教育不行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司法訴訟。也就是說，你的人權和我的人權是平等的，你有休息權，我也有休息權，休息權高於娛樂權，因為，人權比人的權利更重要，我可以去法院告你，你影響我的休息權，法院也會根據優先保障人權的原則去裁決的。這個沒有任何問題，通過司法解決是最好的途徑和辦法。
8、代際矛盾的加劇和社會關懷系統的缺失
近幾年，代際矛盾非常突出，比如說環境問題，這幾年污染了環境，後面的幾十年，後面的幾代人就在您污染的環境裡面生產和生活。比如說，在北京、上海等地買了房屋，你借了或花了幾代人的錢，他們將來社會保障就沒有錢了，等等這些矛盾。也就是從生存、生產來講，代際矛盾是越來越大，但社會關懷系統一代一代是割裂的，互相管不上。社會中一代人自己對自己的關懷系統很有限，跨代的關懷系統又很薄弱。社會沒有給它搭很好的平台，這個很糟糕，而人家西方的話，社會一直有這樣的關懷系統，有的是宗教系統裡面建構起來的，有的是世俗社會組織裡面自我組織起來的，特別是社區老人關懷組織很多，志願者很多。而我們的世俗社會組織裡面很少，宗教系統裡面更少。宗教在中國還是受到一定的限制，將來這部分要慢慢重建。
9、社會問題、民族問題、政治問題的犬牙交錯和民族矛盾的激化
我有一個本科同學，他是新疆的黨委常委，他說為什麼我們現在的民族矛盾越來越激化，如果按照現在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政策搞下去，民族矛盾會越來越不好解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政策不調整的話，一般的社會矛盾就會轉變為民族問題、政治問題。我舉個例子大家就知道了。新疆烏魯木齊一立方的煤氣竟然比上海一立方煤氣的價格還要高，不是說新疆到上海鋪了很多管道嗎，難道不要花成本嗎?怎么上海比新疆還更便宜呢?你了解情況後才知道，因為，新疆烏魯木齊地方政府補助居民的錢很少，它的財政很困難，而上海市政府富一些，財政狀況好一些，補助居民的錢很多，所以，同樣一立方米的煤氣，上海市政府拿的錢很多，居民自己拿的錢就可以很少，而新疆相反。這是我們的稅收和財政政策造成的。稅收怎么造成的?是資源稅有問題，資源稅很低，進入國家財政就很少，中央對地方財政轉移支付的時候力度很有限，給有資源的地方返回的錢很少。原因是開採這些資源的企業都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人稱“共和國長子”，我們不能征很高稅。待會兒還會分析，我們會用數據來說明。因為國有企業在那裡開採資源，稅徵得低低的，人家說你們漢族人來掠奪資源，根本不是這么一回事。這些資源都是國家的，國家要開採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是，人家國家是怎么做的呢?人家是資源稅徵得高，然後國家財政轉移支付的時候力度很大，所以，對地方來講，有資源的地方都可以用這個錢改善自己的生產生活，非常好。
三中全會的時候，為了兩個東西：一是城鎮化，就是農民的土地經營權可不可以上市交易問題，二是關於國有企業上交國家財政的比例是否需要大幅度提高問題。為了這個事情三中全會開會時內部吵得快鬧翻了，中原地區有一個省的一把手竟然提出來，這兩塊東西如果放在三中全會決定裡面我就辭職，我不幹了，你說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可以上市交易，我地方政府主要是賣土地來生活的，我將來政府怎么運作，我還有錢搞建設嗎。第二，很多大企業的老總，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員，他們之間有特殊利益關係。官員說，讓國有企業上交財政大幅提高，這絕對是逼國企很快死掉，因為，目前大部分國企本來就是虧本或微利，你要強行這樣弄的話，大部分國企就活不了，所以，你們要通過這個決定我就辭職。這個事情傳到中央領導那裡，領導很生氣，通過秘書告訴那個省的領導，不要過夜，今天晚上就打辭職報告，明天一早就遞交到辦公室來。您想想，那個省的領導人敢遞交辭職報告嗎?肯定不敢遞交，如果第二天交辭職報告，第三天中紀委就找上門。您在重大問題上如果不跟黨中央保持一致的話，那該怎么樣就怎么樣。對資源稅等改革，特殊利益集團反對聲音很大。這幾年私營企業是很艱難的，國營企業還是很舒服的。
所以，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目前少數民族和多數民族之間的問題就不可能解決。一方面，政治上對他們不是那么信任，自治區人民政府的主席是少數民族的，副主席裡面基本上固定化，就是由哪個民族來出任，哪怕是其他民族的幹部再優秀也不行，完全是板結化、固定化，您說這樣任用我們的幹部，不是從賢能出發，這怎么搞得好呢?我是覺得少數民族的幹部都是我們黨的幹部，政治上對他們為什麼還要不放心呢?如果他們真的是黨的好乾部，跟黨中央能保持一致，讓他當自治區、自製州、縣、鄉的黨委第一把手完全可以放心。人家如果跟黨中央不保持一致，有民族分裂的壞心、異心，那就通過日常或重大事件的考驗就清楚了，完全可以處理他。如果事實證明是非常好的少數民族的黨的幹部，就應該信任他。所以，我建議中央，一定要搞國民待遇。人家西方就是這樣做的，從來沒有對少數民族搞特殊的政策。當然，對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語言、文字、宗教等等進行特殊保護應不應該?應該，這個沒有任何問題。即使是多數民族優秀的歷史、文化、語言、文字、宗教等等也要保護啊。對他們的貧困問題加以解決應不應該?當然應該。哪怕是多數民族貧困問題也應該解決啊。但按人口的多少給不同的少數民族以特殊經濟優惠或補助就不應該了，不僅在少數民族和多數民族之間人造了矛盾，也在少數民族之間引起了矛盾。盧梭曾經在《社會契約論》里講得很清楚，法律是公意的表現，法律完全可以規定有特權，但不能指定給誰特權，符合什麼條件的人可以享受什麼特權，沒有任何問題，但不能在法律裡面指定給誰特權。可是，我們國家就不是那樣，你看我們的刑法，一模一樣的刑事犯罪，兩個人打了架，但是判刑的時候，少數民族和多數民族的犯罪分子判的就不一樣，對少數民族犯罪分子就特別輕判，所以，在天津賣羊肉串的新疆人就說我捅死你都不會判死刑，你信不信，非常地瘋狂。我在全國各地的教育管理部門和學校系統就學校應急管理問題，包括內地少數民族班學校應急管理問題進行演講，其中我了解了大量案例，少數民族內地班有中學的，有大學的，吃飯的時候有人插隊吵架打架了，學校領導經常說別鬧了，這是民族問題，民族問題就是政治問題，所以，叫漢族的學生趕快走吧，吃虧就吃虧，息事寧人，政治穩定是第一重要的，把一般的社會秩序問題，一般的民間糾紛問題，也說成民族問題，民族問題就是政治問題。這樣的民族關係怎么搞得好?只是經濟上給他們優待有什麼用?人家根本不感謝您。
前一段時間我在加拿大做8場半巡迴演講，其中一場在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有香港和澳門的學生在那裡聽，提問時他說，施教授你能不能評價一下“占中事件”?我說可以，沒問題。由於香港、澳門離開中國父母那么長時間，中國人總覺得虧待他們了，回歸之前鄧小平制定了特殊的優惠政策，香港、澳門，包括將來的台灣，不需要向中央政府交稅，中央政府在那裡的駐軍的費用都是由大陸人民來負擔的，大陸人民交的稅和費。您看世界上有這樣的事兒嗎?你聽說過嗎?從來不會有的!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地方都要向中央交稅和費的，不是只向地方交稅，我們這樣做了以後，竟然有學生說，你們光給我們稅收優待有什麼用，我們要的是政治權利，人家一點不感謝你。前不久，外交部和中聯部有一個香港校董代表團訪問北京，他們都是學校的董事，專門請我講一講《當前中國內政外交的幾個熱點問題》。人民日報叫《內參》，新華社叫《國內清樣》，可以直接送到最高領導人那裡去。新華社已經約我寫關於香港方面的政策是否需要調整的《國內清樣》文章了，但我一直很謹慎，占中事件一爆發他們就向我約了，究竟大陸中央對台、對港、對澳的政策怎么調整。我的一個基本想法，當然只是其中的一點，將來逐步取消它們的特別優待政策，實行國民待遇，因為你給他特權他不感謝你，一點作用都沒有，反而造成特殊公民的心態。所以，我認為社會問題、民族問題搞在一起以後不利於民族問題的解決，倒是激化民族矛盾，不加以調整解決不了。
10、社會節奏的加快和現代病的蔓延
隨著改革開放向前發展，我們的社會生產節奏不斷加快，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人們的心理沒有很好地跟上，所以，造成各種各樣的現代病，而且不斷蔓延。現代病有個人的，也有集體的。個體的，比如說焦慮，人什麼事情都想乾，又什麼事情都不想乾，很焦慮。平時電話不斷，忙的暈頭轉向，可是，突然哪一天叫你到湖邊、山里去休養，那裡電話信號不好，沒有電話了，心裡同樣緊張焦慮得不行。甚至有的病倒了，住醫院了，家裡人不讓他接電話，病人說這個不行，跟外面的世界都隔絕了。人與人之間缺乏自然的溝通，現代的人認識的人比傳統社會裡面多幾十倍、幾百倍，但是這裡面到底有幾個是可以交心的。知心朋友沒多少，甚至有時候碰上重大事情的時候真的沒有多少個人能幫你，這樣的問題很多，甚至由於社會節奏的加快，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都搞得很緊張。傳統社會裡面女的雖然也有一個工作，工作好壞根本無所謂，家裡主要是女人為主。本來是這樣子的，可是，改革開放以來逐漸不是這樣不了，男女平等，女的在單位也要表現好，可是，家務誰做呢?集體焦慮，如，窮人焦慮，富人也焦慮，相互之間的矛盾鬥爭很厲害。現代病很流行，使得社會逐漸失靈，不利於社會進步和發展。
施雪華簡介：
教授，男，1963年12月生於浙江嘉興，現任職於北京師範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施雪華是浙江嘉興人，30歲就破格晉升為副教授，34歲就晉升為教授，35歲晉升為博士生導師，可謂年輕有為。他是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活躍在我國政治學、公共管理學和社會學界，是中國較早並持續從事相關領域教育和研究工作的青年學者之一，他先後留學、訪問過14個國家，主持過國內外重大、重點科研項目30多個，出版了6本個人專著，發表了中英文論文近300篇，給黨政機關、大學、國外使領館講學300多場，更獲得數十項國內外優秀成果、優秀人才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