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第一次吃魚翅的人，大概都會失望，因為他們覺得價錢不菲的魚翅並沒有原先想像的好吃。有人甚至更乾脆地說，魚翅的味道其實跟冬粉也差不多。儘管如此，吃過魚翅的人，跟那些只吃過冬粉的人相比，感覺還是不一樣。這不但是因為“魚翅族”吃過“冬粉族”所沒有品嘗過的珍稀食品，而且是因為“魚翅族”藉助於魚翅這一“高檔”食品，獲得了一種不同於“冬粉族”的身份感。儘管在許多人那裡，魚翅與冬粉之間的口感差別並不是特別大，人們依然覺得魚翅比冬粉“好吃”，主要就是因為魚翅的價錢比冬粉高很多，一般人吃不起，或至多只能偶爾嘗嘗。
顯然，在某種意義上，魚翅的味道不是來自於本身的自然口味，而是來自於自身的“社會口味”，即社會所賦予魚翅的意義。所以，與其說是我們在吃魚翅，不如說是我們在“吃”魚翅的“社會含義”。如果說，冬粉象徵著“日常”、“普通”和“大眾”，那么，魚翅則象徵著“高檔”、“高貴”和“身份”。正是這兩種不同的含義，導致人們對口味大體相同的魚翅和冬粉的截然不同的評價。
從更一般的意義上說，商品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產品世界，而是一個與社會世界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世界。商品世界是社會關係的反映。社會世界是有等級之分的，反映在商品上，商品世界也有著高低不同的等級。體現這種等級區別的符號之一，便是商品的價格。如上所述，魚翅比冬粉“好吃”，更多地是由於它的價格比冬粉高很多，而不是由於它的口感比冬粉好很多。這種價格差別，折射了其消費者不同的價格支付能力，以及相應的社會等級地位。
正是由於商品體現了人們的社會等級地位，商品在社會世界中履行了從社會和符號層面來強化階層地位的功能。人們選擇和使用商品的過程，其實就是選擇和使用與自身階層地位相對應的商品符號的過程。例如，“有身份的”、“體面的”人，是不會到街頭的大排檔請客的，因為這與他們的身份不相符。同樣，收入低微的打工族，不敢到五星級酒店去請人吃飯，因為這超越了他們的階層身份和支付能力。
因此，商品不但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而且具有身份價值(沃德)。有怎么樣的階層地位和身份，就會有怎么樣的商品系統來與之對應。正是這種對應關係，使商品獲得了特定的身份價值。於是，一個有特定身份的人，往往會有意或無意地根據自己的階層身份來選擇具有對應身份價值的商品。例如，在宴請客人的時候，魚翅便成為與高收入階層的經濟、社會地位相稱的商品，具有相對應的身份價值。
商品具有“身份價值”這一事實說明，人們的消費，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意義上的、根據既定的收入總量來追求商品效用最大化的過程，而且是一個社會學意義上的、根據人們的社會身份來追求個人的社會評價和社會地位的最大化過程。
但是，在追求個人的社會評價最大化的過程中，不同階層的動機是不一樣的。社會等級較高的階層，由於有著較豐裕的經濟資本，往往具有較為強烈的凸顯自身社會身份和地位的衝動。反映在消費上，便是“炫耀性消費”(凡勃侖)或奢侈消費(桑巴特)。豪宅、名車、金表、洋酒等等，便成為獲取身份評價最大化的商品。而處於社會底層的階層，由於經濟資本的匱乏，便不得不抑制個人追求社會評價最大化的動機，想方設法節衣省食，以延長有限的經濟資源的使用期限。反映在商品價格的選擇上，上等階層追求商品價格的高位化，因為這類商品除了質量更可靠，還具有襯托階層地位的身份價值。而下等階層則追求價格的最低化，因為他們無力追求社會身份。聯繫到魚翅與冬粉，如果說，低收入階層舍魚翅而選冬粉，是因為魚翅超過了他們的支付能力與意願，那么，高收入階層選魚翅而舍冬粉，是由於魚翅具有某種遠遠高於冬粉的身份價值。
不過，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一擲千金”、“花天酒地”之類的奢侈消費並不必然帶來更高的社會評價。為什麼呢？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認為，社會對個人的評價(即社會聲望和地位)，不但涉及經濟資本的多寡，而且涉及文化資本的高低。因此，人們追求個人的社會評價的最大化過程，就不僅圍繞經濟資本的多寡而展開，而且也圍繞文化資本的高低而進行。有經濟資本而沒有文化資本的人，可以通過“揮金如土”來展現自己經濟地位的顯赫。有文化資本而經濟資本不足的人，則通過對話語權的支配，來凸顯文化資本的地位，並宣稱自己擁有比其他階層更高的“品位”或“趣味”。
可見，消費生活是一個社會過程，因為它是人們追求個人的社會評價最大化的過程。在這裡，社會評價的標準，支配著人們的社會評價。因此，是以商品的價格，還是以商品選擇中所透露出來的品位，來決定商品的身份價值，往往取決於社會的主流話語體系。由此可見，建立理性的消費評價話語體系，成為引導消費生活方式走向的一個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