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考證我國在漢代（公元前206年）以前就已種開始植葡萄並有葡萄酒的生產了。司馬遷著名的《史記》中首次記載了葡萄酒。公元前138年，外交家張騫奉漢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看到“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館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史記·大宛列傳》第六十三）。大宛是古西域的一個國家，在中亞費爾乾納盆地。這一例史料充分說明我國在西漢時期，已從鄰國學習並掌握了葡萄種植和葡萄釀酒技術。西域自古以來一直是我國葡萄酒的主要產地。《吐魯番出土文書》（現代根據出土文書彙編而成的）中有不少史料記載了公元4--8世紀期間吐魯番地區葡萄園種植，經營，租讓及葡萄酒買賣的情況。從這此史料可以看出在那一歷史時期葡萄酒生產的規模是較大的。
東漢時，葡萄酒仍非常珍貴，據《太平御覽》卷972引《續漢書》云：扶風孟佗以葡萄酒一斗遺張讓，即以為涼州剌史。足以證明當時葡萄酒的稀罕。
葡萄酒的釀造過程比黃酒釀造要簡化，但是由於葡萄原料的生產有季節性，終究不如穀物原料那么方便，因此葡萄酒的釀造技術並未大面積推廣。在歷史上，內地的葡萄酒，一直是斷斷續續維持下來的。唐朝和元朝從外地將葡萄釀酒方法引入內地。而以元朝時的規模最大。其生產主要是集中在新疆一帶，在元朝，在山西太原一帶也有過大規模的葡萄種植和葡萄酒釀造的歷史。而漢民族對葡萄酒的生產技術基本上是不得要領的。
漢代雖然曾引入了葡萄及葡萄酒生產技術，但卻未使之傳播開來。漢代之後，中原地區大概就不再種植葡萄。一些邊遠地區時常以貢酒的方式向後來的歷代皇室進貢葡萄酒。唐代時，中原地區對葡萄酒已是一無所知了。唐太宗從西域引入葡萄，《南部新書》丙卷記載：“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葡萄種於苑，並得酒法，仍自損益之，造酒成綠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長安始識其味也。”宋代類書《冊府元龜》卷970記載高昌故址在今新疆吐魯番東約二十多公里，當時其歸屬一直不定。唐朝時，葡萄酒在內地有較大的影響力，從高昌學來的葡萄栽培法及葡萄酒釀法在唐代可能延續了較長的歷史時期，以致在唐代的許多詩句中，葡萄酒的芳名屢屢出現。如膾炙人口的著名詩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王翰“涼州詞”）。劉禹錫（772--842年）也曾作詩讚美葡萄酒，詩云：“我本是晉人，種此如種玉，釀之成美酒，盡日飲不足”。這說明當時山西早已種植葡萄，並釀造葡萄酒。白居易，李白等都有吟葡萄酒的詩。當時的胡人在長安還開設酒店，銷售西域的葡萄酒。
元朝統治者對葡萄酒非常喜愛，規定祭祀太廟必須用葡萄酒。並在山西的太原，江蘇的南京開闢葡萄園。至元28年在宮中建造葡萄酒室。
明代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卷30中曾記載了我國栽培的葡萄品種有：
水晶葡萄，暈色帶白，如著粉形大而長，味甘；紫葡萄，黑色，有大小兩種，酸甜兩味；綠葡萄，出蜀中，熟時色綠，至若西番之綠葡萄，名兔睛，味勝甜蜜，無核則異品也；瑣瑣葡萄，出西番，實小如胡椒，……雲南者，大如棗，味尤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