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最好的藝術學徒與人格修養的讀物。傅雷的藝術造詣極為深厚，對無論古今中外的文學、繪畫、音樂的各個領域，都有極淵博的知識。他曾經有志於美學及藝術史論的著述，卻終於遺憾地不能實現，但在他的兒子身上得以實現。我覺得，這其中移傳基因是一方面，主要的是得益於父親對孩子的嚴傳身教和細緻入微的(書信)交流。更主要的還是他對藝術的執著追求和對做人的高標準。傅雷在注重培育兒子的藝術才能的同時， 十分重視教育兒子如何做人。他說：我始終認為弄學問也好，弄藝術也好，頂要緊的是“人”，要把一個“人”’儘量發展，沒成為藝術家之前，先要學做人，否則，那種某某家無論如何高明，也不會對人類有多大的貢獻。一個純粹投身藝術的人，他除了藝術和個人的人格，已別無所求。傅雷對藝術的理解十分深刻，站在人格的高度上看藝術，他說：藝術即使是像鋼琴演奏也需要嚴格的技術因素，但絕不是“手藝”，而是全身心、全人格的體現。而所謂“人”在傅雷心中又是具體而微小的，這不只是一個願望，一個口號。它大到對世界對人類對祖國的忠誠與獻身精神，小到對自己事業的嚴謹，對父母的孝敬，對妻子的理解，對友人的寬容，甚至具體到了一個樂段的處理，一位友人的交往，以至於兒子的言談舉止也都一一告誡“手要垂直，人要立直”都使我印象深刻，頗有感言。甚至傅雷夫妻的人生的句號中，就用“人”字結束了，一切美好的回憶不願讓自己屈辱，不願再讓生活中有如此多的自己不能忍受的不愉快。他們寧肯拋棄自己而獲一個解脫，來完成人的詮釋。
這是一部愛國主義教育的生動教材。傅雷一生對文學藝術孜孜不倦，並有很高的造詣，同時他還是一位優秀的文學翻譯家，在思想、理論、藝術上都是卓有特色的。由於潛身做學問，傅雷不習慣參加集體活動和政治生活，但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他對自己祖國的熱愛是根深蒂固，同時在潛移默化地感染著孩子們。傅雷對孩子的愛國主義教育不是體現在自編的功課里，也不是體現在表面的說教上，更多地是體現在他的音樂譯著和與兒子溝通交流中，他把對祖國的發展的關切之情，以及對祖國的熱愛用書信流露和矛諸行動給孩子們，傅雷以高度負責的精神和心力，在對社會祖國和人類世界儘自己的責任。即使當他在蒙受不白之冤時，也隻字不說有損祖國的言語。兒子傅聰，在異國漂流生涯中，吸取了豐富的養料，當他在海外過著孤兒似的生活困境之時，父母好像仍在他的身邊，時時給他指導、鼓勵和鞭策，使他有勇氣和力量去戰勝各種各樣的魔障和阻力，踏上自己正確成長的道路。通過這些書信，不僅兒子和親人之間，建立了牢固的紐帶，也通過這一條紐帶，使傅聰與遠離的祖國牢牢地建立了心的結合。後來的事實證明不管國內家庭所受到的殘酷遭遇，不管他自己所蒙受的惡名，他始終沒有背棄他的祖國，不受祖國敵對者多方的威脅利誘，沒有說過或做過有損祖國尊嚴的言行，這就是一個父親對一個兒子的薰陶，這與父親在數萬里外，給兒子殷切的愛國主義教育是分不開的。特別是解放後，傅雷目睹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為新中國的宣傳工作做了大量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