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生逢1966》(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6月版)，我的感覺是複雜的。這樣一部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無可避免地留下了時代的烙印。它寫的是畸形年代裡的那段扭曲、壓抑、晦澀的青春。小說引起了眾多作者同時代人的共鳴，他們在這裡讀到了共同的集體記憶，讀到了自己狂熱的、荒唐的、痛楚的、熱血沸騰的、不堪回首的過去。整部作品具有真實到殘酷的力量。
不過，在閱讀中，我仍舊有某種惶惑。我生晚矣，那個時代對我而言，何其陌生與隔膜。正因為我面對的是一部小說，而不是報告文學或其他，我便自然而然地以對待文學的挑剔眼光去看它。如果說，“老三屆”們從中讀出了某種親切的話，我則在短暫的惶惑之後，逐漸從文字的背後讀到了撼人心魄的東西。這種東西與時代符號無關，與小說本身的形式無關，與讀者的年齡閱歷無關，甚至，它也與流行的閱讀時尚無關；但它確如河底金沙般散發出沉著的光芒。在我看來，這才是小說的最為成功之處。
我要說的，是這一類的東西，比如，小說主人公陳瑞平和他生命里最初兩個女孩的情感膠著與彷徨，或陳瑞平面對母親生死存亡時的矛盾與痛楚。
自從陳瑞平的父親死去後，他的母親一直在生死之間徘徊，兒子與地主成分的她劃清了界限，四十三天沒喊過她一聲“媽媽”。母親生了胰頭癌，她已經在和死神面對面，但她心有不甘。雖然順從了世道，順從了命運，但畢竟不甘啊！那邊廂，兒子也在反覆問著自己：“我能喊一聲媽媽嗎？一個紅衛兵能喊地主分子一聲媽媽嗎？”
“誰說過不能喊呢？她確實是你的媽媽。誰又批准你能喊呢？”作者冷靜地寫道。就在喊與不喊之間，母親生命的遊絲漸弱，“瑞平趕到床頭的時候，是早上六點。媽媽已經去世了。一旁是呆呆站著的蔡小妹。瑞平一下子將手捂在了心口，他的心先是重重地落下，媽媽死了，他沒有機會叫一聲媽媽了。然後又突然盪了上來，媽媽死了，我不用叫媽媽了。他的身體突然不受靈魂的控制，他喊了一聲‘媽媽’之後就嚎啕大哭……”
有人說，現代化進程犧牲的是充沛的情感，是悲憫的情懷。冷漠似乎成了一種人際態度。但是，面對這樣的敘述，是否會感到身處一種壓抑的悲劇性境況中，正有溫熱的暖流淌過心靈，讓你產生欲哭無淚的衝動呢？
是的，文學沒有理由否認情感與生命在社會發展中的價值，也沒有理由否認它們在審美上的價值。小說里關於陳瑞平與蓓蓓的初次靈肉“相遇”，也寫得節制、含蓄，充滿無奈、悵惘，而又滿含著複雜的美感。
這是兩個孤獨的少年人在複雜情境下的相遇。陳瑞平心裡喜歡的是蔡小妹，卻把自己的初次給了嬌美無比的蓓蓓，兩個孤寂漂泊的靈魂在顫慄的肉體擁抱中尋求著精神安慰。他們一邊默念著生理課上老師教的“草履蟲”，一邊進行著生命中最初的“大事”。這種充滿荒誕色彩的嘗試，暗含苦澀與掙扎。而在有了“第一次”之後，鄰居們所表現出的形形色色，正可謂非常年代的眾生相。在蓓蓓要遠走香港的前夜，他們只能站在兩家的窗戶之前，徹夜相望。窗和窗之間，已是咫尺天涯。他想伸出雙手，可是他的手再長，怎么夠得著呢？他沒有什麼能夠相贈，只有19歲男孩的真摯的淚。
作者保持了相當的鎮定和克制，這樣奇特的細節超出了個人經驗所具有的意義，它已經悄悄地產生了屬於文學本身的閱讀魅力，成為屬於人類共同的精神性的東西。
而在那特殊年代裡，兒童們的表現也是作者的一個頗有意思的發現。在遭遇了那夜眾人的窺視後，陳瑞平成了弄堂里指指戳戳的對象。事後對他緊追不放的不是大人，卻正是半懂不懂的孩子，他們追在他身後唱曖昧的童謠。“在任何時候，孩子都是弄堂的真實體現”，“不少在大同坊被批判過的人全部被孩子跟過”，在這裡，弄堂孩子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純潔化身，而成了畸形年代裡饒有意蘊的象徵，懵懂孩童參與了集體的狂歡遊戲，童言無忌，傳遞的卻是複雜的成人世界的險惡。
正因為有了上述這些東西，才使《生逢1966》在褪去小說時代背景等附加符號後，仍能散發璀璨的光華。這些東西，就是歷史中的生命體驗。我正是被它所感動的。也因為有了它，這小說也才真正屬於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