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魯迅對自己的作品並無特別的軒輊，“最滿意”云云，恐怕要引起誤導的。魯迅判斷自己的作品的標準，並非只有一個。何況，這畢竟只是應別人之請而編的方便一般讀者的權宜的集子，讓人家讀了有興趣，再去看他別的著作，就夠了。這可不同於他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之類的選本，要承擔一種文學史的使命。至於“就將材料，寫法，略有些不同，可供讀者參考的東西，取出二十二篇來，湊成了一本，但將太給人一種‘重壓之感’的文字，卻特地竭力抽掉了。”這個用心確是有的，但我看也沒法因此就推測魯迅具體的意圖。
作家從自己的文字中挑選若干，勒為一集，可以叫“取出”。那些沒有入選的，也就是沒有入選而已，至多如魯迅所說，“竭力抽掉”罷了，但這不過是避免讓它們在篇幅有限的《自選集》里出現，並沒有“不甚滿意”的因素，更不能說“刪去”。魯迅對自己的作品的不滿是有的，但那並不是在比較自己的作品之後，滿意於此，而不滿於彼。否則，一本《自選集》出來之後，沒有入選的所有其他作品，豈不都要有可能被讀者疑心是魯迅自己“不甚滿意”、並不“最符合魯迅精神”，因而不得不大打折扣了嗎？
《魯迅自選集》沒選雜文，他還說，“夠得上勉強稱為創作的，在我，至今就只有這五種”。其實，這裡的“創作”一詞，是魯迅故意借用別人的概念，並非他自己的想法，因為在他看來，雜文也是或者更是一種“創作”。如果我們偏信了他的話，是否就可以認為，魯迅在《自選集》里不選雜文，就是對雜文“不甚滿意”，要“刪去”了呢？斷乎不可。
肯定“選本”的重要性，又明白一切“選本”的局限，這才比較平實，似乎也更加“符合魯迅精神”吧。
據此，我們大概也可以明白，魯迅一生為什麼只有一個《自選集》了。
周作人說魯迅有文字上的一種“潔癖”，這不僅是說他在創作的時候字斟句酌，決不含糊，馬虎，還包括原文於報刊上發表之後，在收入集子裡時，又趁機大加修改。但我們千萬別誤會，以為魯迅的修改，是修改自己的觀點。決不是的。他的修改，差不多——我沒有詳細通盤的研究——只限於具體的而且極細微的字句。不知道這是一絲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還是心理上的問題的表現，專門研究作家的變態或病態心理的學者們，應該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以前讀孫玉石先生的《〈野草〉研究》的附錄，介紹魯迅怎樣在編輯《野草》時細心修改那些在我看來似乎並無必要修改的小地方，就已經很納罕了。這次再看魯迅著作校勘專家劉運峰先生校注的《魯迅自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新版），僅僅對照“序言”，就有極大的震動。一篇標點符號在內不到一千五百字的短文，魯迅後來將它收入《南腔北調集》，竟然修改了四十處之多，而且全是細小的字句方面的修改。文章最後的“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魯迅於上海寓樓”，也要改成“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魯迅於上海寓居記”！
我以為，今天的讀者看這本有詳細校注的《魯迅自選集》，最大的收穫，恐怕還是看他怎樣瘋狂地改文章（手邊要有別的版本進行對照）。那是在電腦發明之前、大多數人還用毛筆一筆一划寫文章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