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還不知道這些重大和明顯的事情的真相呢？主要原因確實是因為中國人自己沒注意到這些。如果做出這些發明和發現的主人自己都不再要求得到發明和發現權，如果連他們自己對這些發明和發現的記憶都淡漠了，那么這些發明和發現的遺產繼承人何苦還要替他們去爭回丟失了的權利呢？時至今日，是否許多西方人還要知道這些真相，恐怕都很有疑問。因為我們總滿足於認為，我們現有的地位是靠自己經過孤立無援的努力而達到的，我們是一切才能和技能的值得誇耀的主人。”
這是美國學者羅伯特·k·g·坦普爾在他的作品《the genius of the china》---中國：發明與發現的國度 中的序言。這本1995年出版的書刊在學術界公認為是李約瑟博士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濃縮精華本；李約瑟本人也在序言中讚許此書是對《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精彩提煉。它用通俗的語言列舉了中國古代的一百項天才的發明，書中的文字和圖片仿佛把讀者們帶到了數千年前，帶到了那些上觀天象，俯察地理，通達人世變遷的祖先身邊。
在感慨古代中國人卓越智慧的同時，我也體會到了作者本身對於中國文化那股強烈的熱情。反觀自己，尤其是當我發現書中有近一半的發明項目是我聞所未聞的內容之後，我更是不猶得深感慚愧，而正是這些發明，曾改變過世界發展的進程。
目前在各國的學術界已經有個這樣的共識：“中國在古代和中世紀的大量發明創造遙遙領先於其他國度，正像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李約瑟博士所指出的：“中國文獻清楚地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又一個不平凡的發明與發現，考古證據或繪畫實物證實中國的發明與發現比歐洲類似的或照搬的發明與發現往往領先很長一段時間……不管你探究哪一項，中國總是一個接一個地位居‘世界第一’。””
當然，“造紙術、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四大發明對每箇中國人來說都是如雷灌耳，這些人類史上里程碑似的內容曾伴隨著每一個國人的成長曆程。在奉行“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今天，還來不及讓國人了解中國絕不僅僅是四大發明，就因近代科技的缺乏，讓很多雖然有著燦爛歷史的中國人的內心蒙上了一層不可名狀的陰影。
“為什麼具有系統實驗和自然知識假說數學化特徵的近代自然科學及隨之而來的工業革命首先在西方興起？為什麼在公元後一千五百年間中國發展科學比西方更為有效與領先？中國都有哪些成就，其貢獻如何？為什麼中國傳統科學基本上處於經驗階段或達文西式的水平，而未能自發地出現近代科學或伽利略式的突破及隨之而來的工業革命？”著名的李約瑟難題更是讓這璀璨的歷史仿佛陡然成為負擔，更是引發了學術界曠日持久的爭論。
有的學者認為，“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中國人樂於從自然中尋找答案，在渾濁中思考真理，這是中國無法建立具備實驗和理論體系的科學的根本原因。還有學者甚至認為中國從來就沒有科學。而最終爭論上升到什麼才是科學這一有關定義的層面上。李約瑟難題同樣激起了文化領域的強烈反應，甚至有人認為“中國科學技術在很長時間裡世界領先的圖景，相當大程度上是中國人自己虛構出來的──事實上西方人走著另一條路，而在後面並沒有人跟著走的情況下，“領先”無從談起。”這從本質上顛覆了中國古代發明的歷史意義。
幾個世紀以來的中國，遭遇了太多的苦難，在發展的道路上又飽受著新文化的衝擊，本土文化的匱乏與挫折感使叛逆情緒在文化界瀰漫開來，先進而普適的哲學與人文成為方向，人們心目中“價值”的重要性已經遠遠地大於“意義”。這使得我們喪失了去冷靜而客觀地衡量或者評判我們歷史文化的能力，更是難以真正的體會到我們祖先那些創造的激情。就象文章開始的那段序言所描述的那樣，真的有很多人已經對這些記憶淡漠了。
李約瑟在撰寫《中國：發明與發現的國度》的母本《中國科學技術史》時有著堅定的信念，那就是科學具有人類其他活動領域如政治、經濟等所不具備的特性，科學就是實現大同理想的最佳手段。而科學的基本態度，就是客觀。就我看來，科學並沒有經驗性科學和實驗性科學的區別，只是人類對自然規律的總結，這些總結從來不帶有任何好惡的感情色彩。科技和先進沒有同等含義，科技不能因為它的質樸而否定它的存在。
無論《中國：發明與發現的國度》這本書的作者出於什麼動機，或者含有什麼樣的熱情。或者書本身是否是“民科”，將會被賦予什麼樣的“使命”，這些並非值得我們去關心的內容，作者只是以一位旁觀者的身份，將中國古代文明與現代人類生活相關聯的內容發掘了出來，並一一羅列，讓人們有機會通過它們系統性地了解到中國古代文化的偉大成就。在這些林林種種的發現和發明間，我們其實也並不需要在乎它們是否是世界第一，但它們是我們每一個中華兒女都應該了解的有關我們自己的過去，我相信，每個人都能從內心深處感悟到這些發明和發現所存在的意義，我同樣相信，我們的祖國不僅擁有歷史，最重要的是，我們還擁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