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名著讀後感1500

魯迅先生是個筆鋒尖銳的文學家和思想家,在其大量的文學作品當中,讀者時常感受其“痛心疾首”的言論,呼喚麻木不仁的愚昧國民能早日清醒。最直接諷刺當時落後封建的社會現狀的莫過於魯迅的雜文。《且介亭雜文》《華蓋集》《熱風》《墳》《二心集》《南腔北調集》《準風月談》等雜文集均能體現魯迅“哀國人不幸,怒國人不爭”的思想。而《魯迅雜文選》則把其中多部雜文集中的名篇收錄其中,以一百餘篇的別具一格的文章反映魯迅民初時期的思想革命論調。

魯迅的雜文自我中學就被收錄到語文教材中,此番重溫《魯迅雜文選》,依然感受到隱藏在魯迅筆鋒下的一腔熱血。在書中,我還發現魯迅不僅僅是文學家和思想家,他還很會演講,曾到上海、香港等地給知識分子分享個人見解。

魯迅的雜文都貫穿著“哀”和“怒”兩種基本精神,而筆調大多以諷刺為主。事實上,魯迅為人幽默,洞察力強,謙虛待人。如書中《論“他媽的!”》《論睜了眼看》兩文,觀點敏感,語言辛辣,但更顯示出作者的機智幽默,並且直穿“敵人”的“死穴”。《論“他媽的!”》一文中魯迅把國人常說的髒話提升為“國罵”,然後引用俄國的類似情況來加以對比,指出發明這一句話的人物“確實算一個天才,然而是個卑劣的天才”。人們不能蔑棄掃蕩我的餘澤和舊蔭,而硬要去做別人的祖宗,無論如何,總是卑劣的事。魯迅指出:“中國人至今還有無數‘等’,還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遠有無聲的或有聲的‘國罵’。”這恰恰道出了文章的寫作目的。

《論睜了眼看》一文,作者點出中國人醜陋的一面——懦弱,這也是其小說中經常反映的國人的一種劣根性。文中寫道:“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文章的題眼為“睜了眼看”,實際上諷刺的是我們缺乏勇氣不敢正視前方。剛開始我以為作者又把政治拉上了,但看完全文才發現文章所批判的是中國文藝,尤其是封建性質的。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

作為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魯迅大力提倡白話文而批判文言文,他認為中國文學在當時唯一的出路就是語言的變革。關於文藝如何發展,作者曾到香港、上海進行深刻而精彩的演講。《無聲的中國》是魯迅於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會講。讀罷其演說詞,大受啟發。裡面說到當時提倡文學革命,其實就是文學革新,本該平和進行卻有不少人反動。假如現在我們還說著古代的話,說著大家不明白的話,已經弄得像一盤散沙,痛癢不相關了。於是,魯迅主張青年們“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推開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如此鮮明的觀點在演講中確實能扣人心弦,但以辯證的角度來看,我跟作者不同的是,古文不必全盤否定,它的存在也代表了過去的歷史價值。所以,抱著古文而死掉,舍掉古文而生存這一說法我不敢苟同,但不得不佩服魯先生堅定的立場。而尤其引起我共鳴的是,他提出我們要說些較真的話,發出較真的聲音,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

剛才說到魯迅關注中國文藝的道路,而在他於上海暨南大學發表的演講《文藝與政治的歧途》當中,更是獨到而尖銳地探討政治如何“破壞”文藝的問題。政治想維繫社會現狀使文藝統一,文藝催促社會進化使他漸漸分離;文藝雖使社會分裂,但是社會這樣才能進步起來。這既符合不能固步自封的道理,又吻合了馬克思哲學的原理。作者強調文藝和人一樣,不能安於現狀,否則就是“挨打”。這種怒氣,浸透在演說詞里,絲絲入扣,“怒國人不爭”,這就是魯迅一貫的觀點。

“文藝催促舊的漸漸消滅的也是革命(舊的消滅,新的才能產生),而文學家的命運並不因自己參加過革命而有一樣改變,還是處處碰釘子”。中國碰釘子、碰壁的人太少,僅靠魯迅一人去“碰”,還是不能碰出什麼氣勢。但這個“碰”,意味著我們不乏先見者。

知識和強有力是衝突的,不能並立的;強有力不許人民有自由思想,因為這會使能力分散。《關於知識階級》的演講里,魯迅的語氣分明溫和了,轉而利用巧妙論證法道破知識階級能否存在的問題。魯迅自嘲:“有一班從外國留學回來,自稱知識階級,以為中國沒有他們就要滅亡的,卻不在我所論之內,像這樣的知識階級,我還不知道是些什麼東西呢。”一巴掌拍向所謂的知識階級,看來魯迅的哀愁已達到悲壯的程度了。

因為中國人陋習不少,魯迅認為這是個要不得的習慣。常言道要養成良好的習慣,倘若“習慣”停留在不思進取的思想上,便要不得。《習慣與改革》一文,作者主張給“體質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進行一點改革。但改革就必須革新,而不是復古,這點與作者“摒棄古文”的思想是一致的。最終,此文同樣成為諷刺封建愚昧的刀具,剖開停留在“習慣”或大喊未來而依舊怠慢的革新的事實。僅大叫未來的光明,其實也是欺騙怠慢的自己和怠慢聽眾的,至少我這么認為。

如此看來,魯迅的雜文無不外乎是論述政治落後和文藝需要革新,只不過形式上稍有不同而已。對於一個棄醫從文的意欲救治國人愚昧思想的文學大家,其一哀一怒的慨嘆和激憤始終是萬變不離其宗的。

就算說到家庭這個原本帶著“和”的氣息的概念,魯迅先生並沒有強調家庭對人的一種正面影響。活在當時的社會,民不聊生,處於抗戰的前夕,家庭在中國來說是個可貴的概念。《家庭為中國之基本》里,作者還是老調子地諷刺現狀,抨擊社會,鞭策有良知的人。“家是我們的生處,也是我們的死所”這句結語恐怕是暗含不少讀者的潛意識。在國人賭牌九,吸大麻,吃喝玩樂嫖吹賭時,魯迅並不能以一己之力改變些什麼。他能做的,就是玩文字遊戲,在《南腔北調集》里揭露部分醜陋的國人的面目,求的是他們能痛改前非,做個清醒的人。每一篇文章的核心都不外乎“先哀後怒”,結合社會,提倡改革。從這個角度看,魯迅也稱得上是半個革命家。

“文人學士究竟比不識字的奴才聰明,黨國究竟比賈府高明,現狀究竟比乾隆時候光明:三明主義”。讀懂魯迅的文字,不難,但要讀透,恐怕不是件易事。每看此諸如形象的諷喻時,我都深受教育。的確,他的目光超出了他生活的那個時代,他是個前衛的先鋒實驗者。

哀國人不幸,就如魯迅筆下的阿q一樣,窘迫潦倒,卻無計可施。有時,不幸是自找的麻煩而非惡勢力造成的,關鍵是心態問題,但作者最感悲哀的莫過於國人心態擺不正。他揭露了無數次醜,如《二醜藝術》一文里,魯迅把國人的醜比喻成二花臉藝術——身份比小丑高,而性格比小丑壞。如此徹底的尖銳的諷刺,無非也是打自己人屁股,讓自己人反省。

近來一部電影作品《孔子》引起轟動,倒不是電影多么優秀,而是電影開創中國電影業首例公關危機。面對狂潮般的爭議聲和是是非非,甚至再次出現世人對國學、孔子的重新審視和研究。孔子是文聖,但要還原在銀幕上恐怕難上加難。幾十年前就連魯迅也討論過孔子這一形象在大眾心裡其實“地位不高,甚至陌生”,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其實已被誤讀不少,魯迅認為一般民眾對於他是恭謹的但不親密,因為太遠了。倒有那么一些“愚民”,主張“復古”“尊孔”,而儒家思想作為古代文化,是否應全盤繼承或拋棄,值得我們深思。魯迅的文章恰好給了我們深思和反思的空間。

這注定魯迅不會受多數人追捧。“毒辣”的文字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可是中國又有多少個能像他一樣說真心話寫真心文的人呢?因此,《魯迅雜文選》一書是那些追求革新的人的必看之書。感受當年的死寂,或許會看見死寂中乍現光芒。那是有良知有思想有智慧的人拯救新中國而發出的信號。

即使到現在,“哀國人不幸,怒國人不爭”也是我們道德修養中甚是寶貴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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