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

蘇軾“奮厲有當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堯舜，此事何難”。但在神宗、哲宗兩朝黨爭中幾經起落，而其“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唯已之是信”（馬永卿《元城語錄》），又從不“俯身從眾，卑論趨時”（《登州謝宣詔赴闕表》），遂使他一生陷於無邊的災難之中。蘇軾對待歷時三十年的災難，總的態度是“隨緣自適”，但各個時期又有不同。剛開始的時候，他赴密州途中說過“用舍由時，行藏在我”（《沁園春》詞）的話，那時還有還朝的願望。烏台詩案中他自料必死無疑，誰知未死。而貶去黃州，恍如隔世；經過這一次打擊，“平時種種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他在黃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覺“不可勝悔”，“今雖改之，後必復作”，不如“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黃州安國寺記》）再從他在黃州的詩詞文賦和種種活動看，他對起復還朝已失去信心。因此，這首詩的結尾兩句，不是牢騷，不是反語，是一種真情實感。蘇軾在黃州寄情詩書山水，寄情新交故舊，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異於失意文士的消極避世。他的畫像自題詩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澹州。”也不應看作牢騷反話。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時，總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這是他度過一切災難的精神力量。他臨死時對兒子說：“吾生不惡，死必不墜。”人們敬仰他、紀念他，一個原因是他的詩、詞、文、書、畫五藝俱絕，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腸，一種開闊曠達的襟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