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個人影響
杜甫善於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並加以創造性地發展，他是漢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 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於全篇的迴旋往復，標誌著我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現出顯著的創造性，積累了關於聲律、對仗、鍊字鍊句等完整的藝術經驗，使這一體裁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
杜甫(公元712—公元770)，字子美，詩中常自稱少陵野老。他出生在鞏縣(今河南鞏義市)的一個“奉儒守官”的地主家庭，祖父杜審言是武則天時著名詩人，父閒曾為兗州司馬和奉天縣令，因此他也享有不納租稅，不服兵役等特權。但他一生經歷坎坷。
他七歲開始吟詩，“讀書破萬卷”、“群書萬卷常暗誦”為他的創作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他二十歲起，開始了先南遊吳越，後游齊趙。十年壯遊期間，他飽覽了祖國的名山大川，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開闊了他的視野和心胸，使他早期詩歌也帶有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
唐玄宗天寶五年(公元746)，三十五歲的杜甫來到長安，第二年他參加了由唐玄宗下詔的應試，由於奸臣李林甫從中作梗，全體應試者無一人錄取。從此進取無門，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這也使他看到了下層人民的痛苦和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
直到天寶十四年(公元755)，才得到“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一職，負責看管兵甲倉庫。同年，“安史之亂”爆發，此時杜甫正在奉先(陝西蒲城)探家。第二年他把家屬安頓在富縣羌村(陝西境內)，隻身投奔在靈武(甘肅省)即位的肅宗。途中被叛軍所俘，押到淪陷後的長安，這期間他親眼目睹了叛軍殺戮洗劫的暴行和百姓的苦難。直到至德二年(公元757)四月，他才冒險逃到肅宗臨時駐地 鳳翔(陝西省鳳翔縣)，授官左拾遺。不久因上疏救房琯，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從此他屢遭貶斥，更深入地了解了百姓的疾苦。耳聞目睹的社會現實，為他創作《春望》、《哀江頭》、《北征》和“三吏”、“ 三別” 等提供了素材，並使他的詩達到了現實主義高峰。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公元759年，他拋官棄職，舉家西行，幾經輾轉，最後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 也稱“浣花草堂”。 後被嚴武薦為節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兩年後，離開奉節縣到江陵、衡陽一帶輾轉流離。唐代宗大曆五年(770)，詩人病死在湘江的一隻小船中。在他最後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間，他雖過著“生涯似眾人” 的生活，但卻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秋興》、《歲晏行》等一千多首詩。
杜甫的文學特點
詩文表述
語言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鬱”的特點，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於變化，講求鍊字鍊句。“沉鬱”一詞最早見於南朝，“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後來杜甫寫更以“沉鬱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 。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係。同時，杜甫處於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後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
意象
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雲、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讚美” ，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沉鬱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
風格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 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 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鬱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王安石表彰杜詩“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 。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註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格律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鍊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築美”。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內容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於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 ，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主要思想
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嚴武說，“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虬也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歷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杜甫出生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杜甫稱做官是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以及以後的種種行為都是在為追求仕途事業和為官行道相聯繫。如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寫道“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就是一種企望入仕，在仕途大業中實現自己“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抱負，即渴望在社會實際工作中建功立業，兼濟蒼生。三十五歲以前，是杜甫的讀書和壯遊時期。正當開元盛世，杜甫的經濟狀況也較好，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時期。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遊”。在這長期的壯遊中，杜甫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岳》詩可為代表。“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一切事業(包括創作在內)的雄心壯志。但由於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作的一個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飢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饑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杜甫沒有迴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杜甫也曾有這樣的詩句“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又如“丈夫四方誌，安可辭固窮”等，這些詩句無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種渴望濟世揚名，渴望建功立業的雄懷大志，但是杜甫的這種理想和抱負建立在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憂患意識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後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進行的戰爭乃是有關國家存亡的自衛戰爭。因此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於深入人民生活，並投入實際鬥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並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如他的詩歌《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在這首詩歌當中，詩人站在岳陽樓上，通過遠眺，想到了兵荒馬亂、戰火紛飛的社會狀況，從而憑依窗軒，胸懷家園，不禁涕淚交流。又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而在這首詩中，由於聽到朝廷收復失地的訊息而驚喜若狂。這兩首詩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時所作。由於安史之亂，社會顯得一片狼藉，所以杜甫無時不期望著能夠平息叛亂，社會歸於安定。因此當他想到國家遭殃，戰火不熄，生靈塗炭的時候就流淚不止，而當聽說官軍收復了薊北，於是又喜極而泣，不能自抑。可見，杜甫的憂來自於國家，喜亦是來自於國家，這就是儒家知識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759年七月，杜甫棄官於這年年底到達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一所草堂，開始他最後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經常過著“生涯似眾人”的日子。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而憎厭官僚，所以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還因為避臧介之亂而挨了五天餓。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麼地方，他總是在關懷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鬆自己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寫了一千多首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時期最優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他對國家和人民最後的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