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莫言，莫言成為有史以來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莫言為何能獲得諾獎，是他的作品迎合了諾貝爾獎評審對中國文學的想像，還是實至名歸呢?
莫言的書完全可以跟所有那些諾獎大師平起平坐，莫言的書一直偏向農村題材，可能青年讀者沒有那么多，但是他的作品一直在專業讀者中非常有口碑。而且莫言始終注重當代寫作，蘇童說，這是莫言在一定時間里的寫作趨向，作家通常會關注現實，想對現實發聲。
“讀書少所以想像力發達”
我曾經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因為我讀書比較少，所以我的想像力發達。如果我讀上三十年的書成了碩士、博士，可能想像力要大打折扣。這個聽起來是在調侃，實際上我覺得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國小五年級輟學，七八歲的孩子到田野里放牧牛羊，天天和牛羊在一起，很早就跟大自然打成一片，經常一個人獨處，當時的胡思亂想現在看起來就是一種想像力的培養、開掘。很多時候我覺得就是超現實的一些想像，比如，突然看到一棵玉米，就感覺到這個玉米是能夠跟人進行情感交流的，仿佛它可以說話，或者能聽懂我的話語。有時候遇到一隻小鳥，就在想這個附近肯定會有一窩，一找果然就能找到，有時候就是感覺特別準。
那時候自己獨處時也不知道什麼叫孤獨，就是屬於一個人的時間多，一個人的時候就是很害怕、很恐懼，感覺到很無聊，有時候也非常想跟人說話，想跟大人接觸，想到人多的地方去，但是那個時候，不知道“孤獨”這個名詞，現在回頭一想，確實是一種兒童的孤獨感。兒童實際上就喜歡熱鬧，喜歡大人對他呵護，由於我們當時的社會環境和家庭條件，實際上很多孩子跟我一樣都變得很孤獨、很孤僻。
小的時候我說的欲望是很強烈的，從小我特別喜歡說話。看到一點新奇的事物我就特別想傳達給別人，比如，我突然看到這個地方有一隻從來沒見過的螞蚱，顏色特別艷麗，個頭特別大，那我就想讓所有的人知道我看到了這樣一隻奇特的螞蚱。有時候突然看到很遠的地方冒出了黑煙，那我恨不得讓全村的人都出來跟我一同分享看到的這個現象。再稍微大一點，去集市上聽說書的，到生產隊的飼養棚里聽那些老人講過去的故事，聽了以後你就想對別人訴說，包括晚上母親跟姐姐在油燈下做針線活的時候，我就對她們說，講集上聽到的說書人講了什麼，剛開始我母親還很反感，後來漸漸地我發現她們聽入神了，就讓我一直講，所以以後每到逢集的時候，母親原來不允許我到集上去玩、去聽書，後來也允許了，當然也因為不需要花錢，小孩嘛。後來發現別人總在誇獎，這個小孩記憶力真好，你看聽一遍他能夠嘰里呱啦的基本大概不錯地複述出來，小孩實際上就是喜歡被誇獎的，誇耀之後就是很得意的。再後來就是能夠繪聲繪色，有所發展、有所演繹，我想這是不是就是一種講故事的才能，那時候已經冒出來點苗頭了。
“把自己當罪人來寫作”
最新的小說《蛙》是一部開始執行自我批判的作品，我提出了一個文學實踐的理念就是“把自己當罪人寫”，為什麼呢?追根溯源，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讀書的時候，當時就聽很多的課，頭腦中的文學觀念發生了變化，變化以後就對我們過去的一些描寫什麼戰爭、歷史的文學作品不滿意，因為那裡面的好人和壞人的界限非常清楚，好人幾乎完美無缺，壞人幾乎一無是處。我覺得這不符合生活的真相，如果真正要追求現實主義風格的話，應該是把好人當壞人寫，把壞人當好人寫。也就是說我們要把壞人和好人都當做人來寫。因為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徹頭徹尾的壞人，也沒有完美無缺的好人，人都有弱點，也都有優點。即便是一個惡魔，他也偶爾會有一絲善念，而這一絲善念恰好就是人性當中最令人感動的光芒。所以我當時就提出來，應該把壞人當好人寫，把好人當壞人寫，正因為有了這樣一種文學觀念的轉變，才有了我後來一系列的作品。
我們幾十年來，一直在把眼睛向外看，拿著放大鏡在尋找他人身上的弱點，在尋找社會的陰暗面，當然這樣寫也不是不可以，可是我想如果一個人缺少一種解剖自我的勇氣，缺少一種反省自我的能力，那么這個作家我覺得是不夠的。我們天天說學習魯迅，我們看到魯迅的那種對外批評的犀利，那種尖刻，那種無所畏懼，但是我們往往對魯迅的自我解剖的這種精神不太注意，魯迅之所以是一個偉大的人，就是他在批判社會的時候，同時能夠批判自然。後來很多作家也有這種能力，像巴金先生，到了他的晚年也提出了這種自我的批評，自我的反省。他人是罪人，我也有罪。就是我們這一代作家，必須把我們這些前輩們身上這種寶貴的素質繼承下來。所以我提出了一個口號、一個觀念，就是把自己當罪人來寫，這樣我想這個寫作會進一步地深化，也可以讓自己的寫作重現一種新的面貌。
莫言作品《蛙》精彩片段選集
為了報復他，我撿來一塊狗屎，用樹葉包好，藏在手裡。走到他面前，我故意說：肖下唇，你舌頭怎么成了黑的了?肖下唇不知是計，立即張大口。我把那塊狗屎塞到他嘴裡，轉身就跑。 《蛙》
我的朋友王肝，因為迷戀我姑姑的助手小獅子，在感情上往姑姑這邊傾斜。他親自動員父親去結紮，結果挨了兩巴掌。王肝逃出家門，王腳手持大鞭追趕。追到村頭池塘，父子倆隔水大罵。王腳：你這狗日的，竟敢動員你爹結紮!王肝：你說我是狗日的，我就是狗日的。王腳一想，罵兒子等於罵自己，便繞塘追趕。爺兒倆團團鏇轉，仿佛推磨。圍觀者甚多，添油加醋，煽風點火，引起一陣陣笑聲。 《蛙》
公社黨委書記秦山親自發表廣播講話。他說計畫生育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大事，社直各部門、各大隊必須高度重視，符合男扎條件的幹部、黨員要帶頭先扎，給民眾做好表率。秦山突然變化了腔調，用聊家常的口吻說，同志們，譬如說我吧，老婆已經因病做了子宮切除手術，但為了打消民眾對男扎的恐懼，我決定，明天上午就去衛生院結紮。秦書記在講話中，還要求共青團、婦聯、學校積極配合，大力宣傳，掀起一個轟轟烈烈的“男扎”高潮。就像歷次運動一樣，我們學校最有文才的薛老師編出了快板詩，我們用最快的速度背熟，然後四個一組，每人手持一個用紙殼或鐵皮捲成的喇叭筒子，爬到房頂上，樹梢上，大聲喊叫：社員同志不要慌，社員同志不要忙。男扎手術很簡單，絕對不是騸牛羊。小小刀口半寸長，十五分鐘下病床。不出血，不流汗，當天就能把活乾…… 《蛙》
各大隊幹部請注意，各大隊幹部請注意：根據公社計畫生育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精神，凡是老婆生過三個孩子及超過三個孩子的男人，都要到公社衛生院實行結紮手術。手術後，補助二十元營養費，休息一周，工分照記……聽到廣播的男人們，聚在一起發牢騷：媽的，有劁豬的，有閹牛的，有騸騾子騸馬的，哪裡見過騸人的?我們也不想進皇宮當太監，騸我們乾什麼?當村裡的計生幹部對他們解釋結紮只是把——他們瞪著眼反駁道：你們現在說得好聽，只怕一上了床子，麻藥一打，恐怕不止是我們的蛋子，連我們的雞巴也要被她們割了去!到了那時候，我們就只能像老娘們一樣蹲著撒尿了。 《蛙》
人民民眾心懷感激的同時，都暗暗地下了決心，一定要多生孩子，報答國家的恩情。公社糧庫保管員肖上唇的老婆——也就是我同學肖下唇的母親——已經給肖下唇生了三個妹妹，最小的那個還沒斷奶，肚子又鼓了起來。我放牛回來時，經常看到肖上唇騎著一輛破腳踏車從小橋上經過。他身體胖大，腳踏車不堪重負，發出吱吱扭扭的聲音。經常有村里人開他的玩笑：老肖，多大年紀了?一夜也不能空?他就笑著回答：不能空，為國家造人嘛，必須不辭勞苦! 《蛙》
你姑姑成了縣委書記的夫人，你們家就要跟著沾光了，陳鼻說，你大哥，你二哥，你姐姐，還有你，很快就會調到城裡去，安排工作，吃國庫糧，上大學，當幹部，到那時候，你可不要忘記我們啊! 《蛙》
你娘不能再生了，再生她的子宮就拖到地上了……女人有多么不容易!這村裡的婦女，一半患有子宮下垂，一半患有炎症。王肝他娘的子宮脫出陰道，像個爛梨，可王腿還想要個兒子!哪天我要碰到他……還有陳鼻，你娘也有病…… 《蛙》
黃秋雅是個老姑娘，她這一輩子，大概連戀愛都沒談過。她脾氣古怪，是可以原諒的。進入晚年之後的姑姑，曾經多次對我們講述她的老對頭的事。黃秋雅這個上海資本家的千金小姐，名牌大學畢業生，被貶到我們高密東北鄉，真是“落時的鳳凰不如雞”!誰是雞?姑姑自我解嘲地說，我就是那隻雞，跟鳳凰掐架的雞，她後來可真是被我揍怕了，見了我就渾身篩糠，像一條吞了煙油子的四腳蛇。姑姑感慨地說，那時所有的人都瘋了，想想真如一場噩夢，姑姑說，黃秋雅是個偉大的婦科醫生，即便是上午被打得頭破血流，下午上了手術台，她還是聚精會神，鎮定自若，哪怕窗外搭台子唱大戲，也影響不了她。姑姑說，她那雙手真是巧啊，她能在女人肚皮上繡花……每當說到這裡，姑姑就大笑，笑著笑著，眼淚就會奪眶而出。 《蛙》
我跑進衛生院婦產科時，姑姑正和那個姓黃的女人吵架。那女人戴著一副黑邊眼鏡，鷹鉤鼻子，薄嘴唇，一張嘴就露出青紫的牙床。——後來姑姑曾多次提醒我們，寧願打光棍，也不討說話露牙床的女人做老婆。——那女人的目光陰沉，讓我的後背陣陣發涼。我聽到那女人說：你算什麼東西，竟敢指派我?老娘在醫學院學習時，你還穿開襠褲吧! 《蛙》
1961年春天，姑姑從王小倜事件中解脫出來，重回公社衛生院婦產科工作。但那兩年，公社四十多個村莊，沒有一個嬰兒出生。原因嗎，自然是飢餓。因為飢餓，女人們沒了例假;因為飢餓，男人們成了太監。 《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