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
姓名：格非
原名：劉勇
性別：男
出生年月：1964年
籍貫：江蘇丹徒
格非，原名劉勇，1964年出生，江蘇丹徒縣人。 1981年考入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留校任教至今。1986年發表處女作《追憶鳥攸先生》。格非在給自己作的小傳里曾寫道：“小說寫作是我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它給我帶來了一個獨來獨往的自由空間，並給我從現實及記憶中獲得的某種難以言傳的經驗提供了還原的可能。……在寫作中，歲月的流逝使我安寧。“足可見格非一直是今“純文學”的追求者，文學寫作並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更重要的在於它構成精神超度的烏托邦。
格非的成名作當推1987年發表的《迷舟》。這篇具有濃郁抒情風格的小說，因為故事的關鍵性部位出現空缺，而令人驚奇。傳統小說的“完整性”被這個“空缺”傾刻瓦解，十分寫實的敘事因為這個“空缺”而變得疑難重重。顯然，這個“空缺”來自博爾赫斯的影響，格非運用得頗為嫻熟自如，它使格非的小說具有謎一樣的氣質。格非並不多產，但他的小說一篇是一篇，頗值得讀解。
《褐色鳥群》也許可以稱得上是當代中國最費解的一篇小說，1988年發表時，華東師大中文系部分師生曾召開討論會對這篇小說展開多方研究，結果眾說紛紜。沒有人搞得清這篇小說到底在講些什麼，也沒有人否認這是一篇非常奇妙的小說。事實上，它始終誘惑各種讀者，從最激進的取業批評家到普通的文學愛好者。
也許人們有理由把它看成是一篇關於“性誘惑”（或者逃避誘惑）的小說；也許在講述男人成年的困難經歷（性經驗）；也許是關於“生存論”的純粹形上學的思考：關於“時間”、“回憶”“重複”構成的生存迷宮……在我看來，這篇小說不妨簡要看成是在講述懷疑存在確實性的經驗。在“回憶”與“現實”之間沒有可供辨認的確定標誌，那些重複出現的事實，不是使存在變得可靠，而是變得似是而非。
這篇小說尤為令人費解之處在於它的敘事結構，它由“重複”構成類似埃舍爾怪圈的系列圓圈：第一個圓圈，許多年前我蟄居在一個叫水邊的地方，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叫棋的少女來到我的公寓，她說與我認識多年，我與她講了一段我與一個女人的往事；許多年之後，我看到棋又來到我的公寓，但是她說她從來沒有過我。第二中圓圈，許多年前我追蹤女人來到郊外；許多年之後我又遇見那個女人，她說她從十歲起就沒有進過城。第三個圓圈，我在追蹤女人的路上遇到的事與女人和我講述的她丈夫遇到的事之間構成相似。這三個圓圈之間存在相互否定（矛盾）與肯定（相似）的多重關係。存在還是不存在？在這裡，一切都難以確定。
與小說的敘事結構相適應，小說中出現的人物被稱為“棋”——她是故事的引發者和傾聽者。“棋”與“鏡子”是格非對博爾赫斯的習慣挪用。在博氏那裡，“棋”是作為謎和無限可能性的象徵來使用，它表示了一種規則與變化的遊戲；而“鏡子”是對實在的反映之物，博爾赫斯在存在的虛幻之中融入一種時間的自在之流，鏡子表明重複出現的不可洞見的神秘——一種沒有實在本質的虛幻存在，它沒有時間的流向卻可以隨時重現。“棋”開始夾著一個畫夾，後來卻拿著一面鏡子，畫與鏡子一樣不真實，並且是人的製作物。畫的出現具有某種隱喻的功能，它喻示著敘述的開始和敘事話語的非實在性，“畫”作為一種藝術仍然不失其觀看的實在性，它是對實在世界的一次親切回憶。然而，以“畫”開頭，以“鏡子”結尾，回憶或敘述的結果卻是使歷史和現實一道墜入虛幻境界。“棋”在小說中與其說是作為人物，不如說是作為象徵代碼來起作用，“棋”喻示著一個虛構的規則，一個時間的迷宮，一種不存在的“在場”。“棋”的出現替代了對時間的抽象思考，“棋”作為時間的某種標誌而使敘事得以發生、進行，然後中斷。是“棋”觸發了這次回憶，而後“棋”斷然否定了它。“棋”作為歷史的起源和生活的見證，“她”表明整個存在的不確定性。
《褐色鳥群》是一篇眾說紛紜的小說，當然也是一篇可以從不同角度讀解的小悅。這類小說對於傳統小說理論無疑是公然的拒絕，所謂主題，典型人物和典型壞境之類的觀點，無助於理解這種小說。而對於一般讀者來說，閱讀這種小說能體驗一次解謎的快感，這也就足夠了，若能獲取對生活的某種特殊感悟，那就是意外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