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祥：從中南海走出來的書法家
鄭培明
訪談人物：王文祥，當代中國書法家，著作家，收藏家。現為世界書畫藝術家聯合會主席，國際收藏家聯合會秘書長，中美文化藝術交流合作委員會中方執行常務副主席，曾是中國收藏家協會創會常務副會長、秘書長、法人代表。
聽友人介紹說，有一位年過花甲的老書法家人稱是“毛氏書童”。當年在中南海“後樓”為毛主席管理圖書，是毛主席的圖書管理員。為毛主席買書、分類、借書、還書。毛主席秘書田家英稱他是“毛主席的小書童”，毛主席稱他是“娃娃書童”，這個人就是王文祥。由於好奇之心，於是通過電話預約，我來到了已過花甲之年的王文祥老先生的家。確實是我孤陋寡聞，其實王文祥先生不僅是書法家，還是著作家，他出版過十幾本有關經濟特區及《書雲源流》、《香港澳門百科大典》等書，著述了1000多萬字的著作。而且他還是收藏家，王老作為中國收藏家協會的創始人，還長期擔任過該協會的常務副會長、秘書長、法人代表。
走進王文祥的家，我立刻被非常濃厚的中華藝術氛圍感染了，牆上的書法、檯面上的古董、滿架的圖書，將客廳、書房、餐廳裝飾得格外古典幽雅，猶如一間間寬敞的展覽室。徜徉其間，王文祥先生深厚的文化底蘊便可見一斑。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一件是客廳里懸掛著的一張大照片，上面是美國前總統布希和夫人芭芭拉、美國ca集團總裁王嘉廉與王文祥的合影，另一件是王文祥的巨幅書法小說詩歌文學作品，草書毛澤東的詩詞《沁園春·雪》，上面的落款是“毛氏書童王文祥”。本報記者的採訪就是從這照片和書法開始的。
記者：王先生，您是哪一年與美國前總統布希會面的？
王文祥：這張照片是在龍年時美國前總統布希和夫人芭芭拉訪華期間照的，我向三位尊貴的美國客人每人贈送了—幅書法“龍”字，落款是“毛氏書童”。布希總統當場高興地簽寫了“願中美人民的友誼萬古長青”，王嘉廉先生簽寫了“我們都是龍的傳人”。書法《龍》字作為國禮還曾送給朝鮮的金日成主席等多國領導人。
記者：都說您寫的“龍”字與眾不同，特別是畫龍點睛的那一筆尤為傳神，霸氣中蘊含著平和。您的書法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的落款處總是要寫上“毛氏書童”幾個字，聽說這個稱謂很有些來歷。
王文祥：這要從我大學畢業時說起。1964年我在天津南開大學中文系畢業，畢業前，中央辦公廳派專人到南開大學對我進行調查了解。我是當時系學生會主席，系領導推薦我是品學兼優，我的毛筆字也寫的不錯，7歲起就開始學書法，特別是我的考試分數高，所以被選到中南海後樓工作，1964年9月1日，我到中央辦公廳報了到，當時我20多歲。
記者：當年您能被分配到中央辦公廳工作，走進中南海，您的心情一定很興奮吧？
王文祥：那的確是一種很光彩、很引以自豪的事。那么多畢業生偏偏挑到我。我這個崗位真的太特殊了，被安排在中南海“後樓”為毛主席管理圖書。毛主席雖然有一個大型藏書庫，但他根據工作需要，還要看很多書。這就需要到街上去買新出版的書，還要到北京圖書館去借書。如1964年年底，毛主席要看書法的書，我們就到北京圖書館和其他圖書館，廣泛蒐集古代名碑拓片、名帖送給毛主席。毛主席書庫中過時的書要清理，新版書要購進，不斷補充更新。
當時在的“後樓”，有全黨第一個研究室，是黨中央的秀才班子。集中了一批黨內的“大筆桿”、“大秀才”，專門為黨中央起草檔案、調查研究、會議記錄。在“後樓”圖書室，為了給毛澤東提供圖書，有時胡喬木還和我一起給圖書上架分類。時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的田家英，也常到“後樓”圖書室來看書，和我談些歷史人物、事件的知識。我作為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能和這些大領導在一起工作，感到他們非常和藹可親，平易近人。
記者：聽說，“毛氏書童”這個“雅號”就是田家英給您起的？
王文祥：是的。田家英，才華橫溢，是個年輕的史學家。我進中南海時，他才42歲。當時他主管《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出版工作，他去上海編《毛選》五卷，我去機場送他；他從上海回北京，我有時去接他。這樣，我與他建立了特殊的“私交”。我的論文《文學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中英雄人物的鼓舞教育作用》一文，就是田家英修改後在《大公報》上發表的。田家英見我這個新來的大學生熱情、知識面較廣，就把他正著手編輯的《毛澤東選集》第五集的列印稿，親自交給我作一校二校。我接到書稿後，真有受寵若驚之感，於是連夜加班校對，以最快的速度校好後送給田家英。一次，田家英到後樓，當著我的主管領導何均的面表揚說：“王文祥這個小秀才知識面廣，文字功底不錯。”我沒受過大領導表揚，得到田家英的好評，滿臉熱辣辣地感到很不好意思。
１９６５年，胡喬木因積勞成疾，經毛主席批准，讓他到杭州西湖去療養，毛主席寫信勸他不要過累，勸他看“閒書”，以利身體。可喬木同志閒不著，寫了很多古體詩詞，寫好後寄到北京。胡喬木的秘書商愷每次接到喬木送毛主席審閱的詩詞，都要找我謄清，並稍作註解，然後由商愷、田家英送給毛主席審閱。每當田家英看到我的謄清樣稿時，都情不自禁地笑著說：“小王毛筆字寫得好。”
毛主席喜歡看用毛筆小楷譽清的書信，常常是田家英或商愷來通知我抄哪些詩詞、書信，抄哪段。然後，我使用小楷整整齊齊、一筆一划譽抄，再由田家英拿給主席閱讀。胡喬木送毛主席審閱的詩詞，經毛主席審改後，由毛主席批准，發表在1965年第一期《紅旗》雜誌上。
據說，陳毅聽說毛主席親自給胡喬木改詩十分羨慕，也把自己的詩詞送毛主席審改。1965年7月21日，毛主席寫了著名的關於詩的一封長信《給陳毅同志的信》。毛主席讚揚陳老總的詩“大氣磅礴”，對古詩、今詩，發表了精闢的見解。
由於我經常陪田家英給毛主席買書，有時還要單獨跑北京圖書館為毛主席借書，毛主席知道了我為他買書、借書、抄寫書信之後，有時毛主席對田家英說，“那娃娃書童字寫得認真，跑腿也勤快，就讓他去跑吧”。
在“後樓”的日子裡，我常向田家英請教：怎樣做學問，怎樣寫文章，怎樣做調查研究，怎樣讀《資本論》。田家英十分耐心地一一給我解答。當時田家英想寫《清代通史》，讓我幫他蒐集和整理清史有關資料。因此，每到星期日，他常打電話給我：“小王，過來一下。”聽到電話後，我就小跑到他的辦公室，隨他到琉璃廠買些有關史料、名人書畫。琉璃廠的人都認識田家英，但不認識我，於是有人問：“田主任，這位青年同志是誰呀?”田家英笑呵呵地說：“主席書童”、“毛主席小書童”。在“後樓”，每次見面，田家英經常親切地叫我“毛氏書童”，這個稱呼也就這樣在一些同志中傳開了。
記者：這個稱謂至今跟隨了您40多年，您一定感到很自豪吧？
王文祥：是的，既親切又自豪，非常值得珍惜。不論是順境還是逆境，“毛氏書童”這個稱謂都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在蒙受“四人幫”迫害的時候，它成了我心中的“定海神針”，堅定地跟黨幹革命；在順境的時候，它成了我奮力拚搏的“加速器”。今天，它仍然是我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動力。
記者：“文革”中，田家英遭到“四人幫”迫害，在44歲就英年早逝，您與他私交甚密，是不是也遭到了迫害？
王文祥：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發了，矛頭直指所有領導機關、領導人，直至劉少奇、鄧小平。中央辦公廳也不能幸免於難。我也一夜之間被打成“××餘黨”、“××親信”、“地下司令部副司令”。在學習班被批鬥了3年之後，又被送到“五七學校”勞動改造了10年，蒙冤長達13年之久。在五七學校，我目睹了“四人幫”的親信製造了駭人聽聞的、莫須有的罪名，迫害革命老幹部、老領導、革命的功臣。我暗暗地下定決心：“惡有惡報，總有清算你們的一天!”
“文革”期間，有四年的時間不許我與家人見面，不許與家人通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我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後，寫了《中辦冤案何其多》《中辦五七學校是怎樣迫害廣大革命幹部的》等文章，為楊尚昆等中央老領導鳴冤平反。當時，中央辦公廳直接下屬的各單位，被誣為黑幫的就有一百多人，經過我的大量秘密調查，寫的《中辦冤案何其多》一文，長達一萬多字，幾乎將中辦所直屬單位被誣為黑幫的人的情況都提到了。我寫這篇文章時，雖然“四人幫”已被粉粹，但左的思想還在流行，有人勸我不要寫這樣的文章，怕引來更大的迫害，更有好心人勸我用化名發表此文。但我當時想，我是毛主席身邊的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就要實事求是。應該有骨氣，應向黨講真話。我冒著風險，在文章結尾署名處毅然慎重寫下了“原中辦綜合組幹事、共產黨員王文祥。"敢於這樣寫，我在當時是出了幾身冷汗的。這些文章連載在1978年12月的人民日報內部刊物《情況彙編》上，並印成小冊子發行。楊尚昆後來鼓勵我說：“你這中南海的秀才會寫文章，你的文章為黨中央清算‘四人幫’罪行提供了‘炮彈’，你為黨立了一功。”
記者：在蒙冤受難的１３年裡，您還堅持練習書法嗎？
王文祥：無論人生如何曲折，有一樣東西是我終身不離不棄的，那就是書法。我7歲時開始臨摹字帖，首先習楷體，到了少年時期，楷書寫規矩後，又喜好上隸體篆體書法，往往一個字四種字型皆寫，慢慢揣摸，漸入佳境。
在“文革”失去自由的日子裡，在那痛苦磨難的日日夜夜，是練習書法給了我精神上的慰藉。我對書法藝術的追求始終沒有間斷過。文革中我寫了無數的檢查，我把寫檢查當成了練習書法的機會，練書法減輕著我心靈上的痛苦，在幹校24小時都是統一行動，而我的心是自由的，我經常在心裡默默地練習筆劃，練習結字，默寫名家代表名作。沒有紙，我可以用手在空中畫，在地上寫。我們那個五七學校，高度軍事化，連到食堂吃飯都要整隊，飯前要唱“語錄歌”。有一次，在食堂前整隊唱“語錄歌”，排長大聲喝道：“王文祥出列!”我出列後，他大聲訓斥道：“王文祥!你唱語錄歌時，為什麼老是比別人低八度?你手比劃什麼?”我把眼淚咽到肚子裡。其實我的手正在下面比劃書法呢!
記者：您在毛主席身邊工作過，在書法藝術上是不是也受到過毛主席的薰陶？
王文祥：可能是由於我離毛主席太近，經常能夠見到他老人家的緣故。在我眼裡，毛主席不僅是偉大領袖、偉大革命家，還是個大學問家，是慈愛的長輩，是個活生生的人，他有太多的超越常人之處，但並不是高不可攀的神。毛主席無論是在戎馬倥傯的戰爭年代，還是在百忙中的建設時期，都沒有中止過對書法的研究和實踐。據我觀察，毛主席的書法有兩次大的飛躍，一次是在１９５８年，毛主席找來故宮收藏的字帖研讀，在前50年積累的基礎上，毛主席的行草書體發生了一次革命；第二次是在１９６４年底，我們為毛主席借來大量歷代名帖，毛主席經常仔細地觀賞，細心琢磨。毛主席繼承了我國幾千年來書法的優良傳統，加以總結和提高，形成了獨特的毛體書法。毛主席書法的最大特點是：大氣磅礴、汪洋恣肆、浪漫豪邁。
毛主席是人們公認的當代“書聖”，不是偶然的。他有幾十年學習和研究書法的深厚功底，除了他深厚的字內功外，還有無以倫比的字外功。他學養深厚，毛主席熟讀古代各種典籍，熟讀二十四史，對書中的人物、事件都有精闢的批註。他深厚的學養和豐富的閱歷，寓於他的腕底，從筆端傾瀉出浪漫豪邁的書法大作。
我在毛主席秘書田家英的辦公室看到許多毛主席的書法、手稿，看到各種精美印章，如“毛氏藏書”、“毛澤東印”等。田家英給我講毛主席讀帖、借帖和創作詩詞、書法的故事。每當講毛主席的詩詞、書法時，他都神采飛揚，不能自己。每當我看到毛主席的書法，並聽到田家英的講解後，都激動不已。我被毛主席書法恢宏的氣勢、獨特的結體、優美的章法所深深感動。不知為什麼，隨著田家英的話語，毛主席書法在我腦海中總是和大海波濤、飛雲、驚鴻相互交織，變幻成一幅幅詭異、瑰偉的圖畫。在我腦海中盤鏇纏繞，令我久久不能平靜。
我崇拜毛主席的書法，他的書法對我影響至深。我學毛體書法，是“學”而不是“仿”。畫家齊白石說：“學我者活，仿我者死”。對毛主席書法，我認為也是如此。我是學毛主席書法之“神采”，而不是模仿毛體書法的“形質”。王羲之四世孫王僧虔曾說：“書法以神採為上，形質次之。”毛主席書法的神采，大氣磅礴，浪漫豪邁，這是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永遠值得學習。
記者：看您的書法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嚴謹中見流暢，端莊中見瀟灑，蒼勁而雋秀，渾厚而飄逸，具有大家風範，尤其是您擅長各種書體，您的書法風格是怎樣形成的呢？
王文祥：我在書法上主張師承多家，吸納百家，自成一家。我是結合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加上個人的情趣，最後自成一家。按照毛主席指示，先學楷體，把楷書寫規矩了，再寫其他體。在結字上，我學毛主席的左低右高，左垂右曳，左伸右斂，左收右展，“實體”伴著“斷體”，“重筆”結合“輕筆”。在謀篇布局上，我學毛主席的巧妙布局，上下映帶，左右呼應，全篇一氣呵成，奇大奇小，錯落有致，遊絲妙連其間。我在努力學習毛主席書法神采的同時，努力形成自己的風格。
我國書法文化博大精深，從甲骨文到現代漢字書法，從王羲之到毛澤東，富有成就的書法家不計其數，我主張要在分析的基礎上繼承。這“分析”二字十分重要，對一切事物都要採取分析態度，既不要生吞活剝，也不要全盤否定，而是要加以咀嚼消化後，長我之神韻。我在書法創作中始終追求書法要在尊重傳統的基礎上融入時代精神，彰顯新時代的氣息。作到法古而不泥古，鎔鑄古今。
我反對為了功利的目的將字故意寫的“醜、陋、病、怪”，而以“奇”取勝。我認為一個人沒有深厚的文化知識，廣泛深入的生活錘鍊，想寫好字，很難。齊白石先生常說他自己是“詩第一，書第二，印第三，畫第四”。這說明，齊老首先是—個綜合的學者性的畫家，所以學書法，就得有豐富的、多方面的文化修養。就是說，要做一個學者型的書法家。我很欣賞古人所說的“伏之久者必飛快”的格言，只有沉下去，在學術上能耐得住孤獨和寂寞才能飛得更高，更遠。
記者：您不僅在書法藝術上善於綜合創新，而且出版了許多有關特區的書籍，中國收藏家協會也是在您的倡議和發起下成立的。
王文祥：我深感文化大革命浪費了許多最寶貴的時間。1978年底，我被安排到國家進出口委工作，後又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那時我夜以繼日地學習、工作，多年不看電影、電視，每年只在除夕看一二次電視。我拚命追趕過去流逝的時光，結合自己的工作，先後寫了《經濟特區》《對外承包工程勞務合作》《全國名產趣談》《中國經濟特區和十四個開放城市》《沿海開放城市和經濟特區手冊》《台灣手冊》《港澳手冊》《香港澳門百科大典》《書畫源流》等，共1000多萬字。其中《香港澳門百科大典》寫了5年。同時，我主編及與他人合作主編了3000多萬字的圖書。
我喜歡收藏，是受了田家英很深的影響。那時，我經常陪田家英去琉璃廠給毛主席買字帖。我到現在還能記起田家英在琉璃廠看到有價值的古董和字帖時那種孩子般的激動興奮的神態。這樣慢慢地我對收藏有了了解。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收藏熱在全國一浪高過一浪，收藏也得到人們的重視。說到收藏歷史，源遠流長。自從有了私有制，就開始有了收藏，比如吃不完的東西貯存起來，將好看的貝殼等掛在身上，這是收藏的雛形，但隨著社會的發展，收藏一直是上層階級生活的部分。比如皇帝宮廷收藏，達官貴人收藏，民間的大多是文人雅士這類人的收藏，但一直沒有收藏的民間機構。於是，我就向當時的全國政協副主席趙朴初老先生建議成立一個民間的全國性的收藏協會。趙老說：“這個協會、那個協會很多，就沒有收藏家協會。小王，你大膽去做，我們支持你”。得到趙老和上海劉靖基副主席的支持，我們從1991年初開始申請，1995年9月國家民政部正式批准，1996年3月12日中國收藏家協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成立大會。剛成立時只有１００多人，而現在收藏愛好者已發展到８０００多萬人。中國收藏家協會搞過許多大型的展覽，為推動我國的收藏事業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