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
陳寅恪 （1890～1969）
中國歷史學家。江西義寧（今修水縣）人。1890年7月3日（清光緒十六年五月十七）生於湖南長沙。祖父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主張維新變法，興辦新政。父陳三立，光緒年間進士，晚清著名詩人。陳寅恪幼年在家塾讀書時，即已開始接觸西學。1902年隨長兄、著名畫家陳衡恪（師曾）赴日本e求學，就讀於東京巢鴨弘文學院高中，後因病回國入上海吳淞復旦公學。1910年起，負笈歐美，先後在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士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社會經濟部、美國哈佛大學等著名學府專攻比較語言學和佛學，共達十餘年之久。1925年起，任國立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1929年，清華國學院停辦，改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中文系、哲學系合聘教授，並曾兼任國立北京大學教職。1930年以後，又兼任國立中央研究院理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第一組（歷史）主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清代檔案委員會委員等職。1937年“七七”事變後，隨清華大學離開北平，在長沙複課。不久，西南聯大在雲南成立，遂於次年到昆明任教。1939年被聘為英國牛津大學教授，這是該校首次聘請中國人為專職教授。1940年赴英履任，因戰事阻滯，居留香港，在香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及日軍占領香港，遂於1942年7月返回桂林，執教於廣西大學；次年9月到成都，仍以清華大學教授身分擔任燕京大學教席。此時他的目疾已惡化，而牛津大學重申前聘，乃於1945年秋赴英國應聘，並藉此機會訪求名醫治療目疾，惜手術未能成功，於是辭去牛津大學教授職務經美洲回國。英國皇家科學院為表彰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授以英國皇家科學院外國籍院士稱號。1946年10月重返清華園。1948年，北平面臨解放，他應胡適之請，南下上海，又應嶺南大學之聘，到廣州就任該校歷史系教授。1952年，全國高等院系調整後改任中山大學教授直至 1969年 10月 7日逝世。在此期間，他還當選為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並擔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歷史研究》編輯委員會委員等職務。他畢生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培育出大批人才。其謹嚴的治學態度和待人坦誠的品格，深受中外學術界敬重。
陳寅恪的研究範圍甚廣，他對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別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語言學、敦煌學、中國古典文學以及史學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講授的課程主要有《佛經翻譯文學》、《梵文文法》、《兩晉南北朝史》、《唐史》、《唐代樂府》、《唐詩證史》等。發表的學術論文近百篇，後經修訂分別輯入《寒柳堂集》和《金明館叢稿》（初編、二編）中。專著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1940）、《唐代政治史述論稿》（1941）、《元白詩箋證稿》（1950）、《柳如是別傳》（1965）等。
陳寅恪以研究中國中古史的著述影響最大。他分析了東漢以後，中國社會上儒家大族與非儒家寒族在政治上形成兩個不同的集團，其勢力的升降為當時政治演變的基礎，又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用宇文泰的“關中本位政策”所鳩合的集團興衰和分化，解釋唐代近三百年間統治階級的升降，論證充分，後來學者多所稱道。此外，他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精細入微地考察了隋唐時期的主要制度，如禮儀、職官、刑律、音樂、兵制、財政諸制，發其源而究其變，提出關於“關隴集團”的概念，為後學提示了一個巨觀地把握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歷史發展基本線索的關鍵，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陳寅恪還認為，民族和文化問題是治中國中古史之最要關鍵。在這方面的論著中發揮了“有教無類”的觀點，他以綜合的方法研究民族融合，既著眼於社會政治，又強調文化的重要作用，為前人所未及。
他在《蒙古源流》一書中首先運用了西方漢學家的對音勘同的譯名還原法，突破了這一領域中傳統的證補和重修正史的老路，使中國蒙古史的研究從30年代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在突厥學方面，他摒棄了把突厥史作為隋唐史附屬品的陳舊觀念，肯定了“突厥在當時實為東亞之霸主”的地位。他以“外族盛衰之連環性”解釋唐與突厥間力量的迅速消長變化以及霸權地位的急劇轉化，表現出卓越的史識。
陳寅恪精通梵文和多種西域古代語言。在音韻訓詁和佛典、史籍校勘上多所發明，而對佛教在中國古代文學和社會思想的影響這方面的論述亦甚多，他精闢地指出，佛教於中國思想史上發生重大久遠之影響，教義皆經歷了被中國固有文化吸收改造的過程。
陳寅恪是自敦煌文書發現之後，從理論上全面而又科學地對這一新學科進行概括的第一人。“敦煌學”這一名詞，是他於1930年首先提出的，他指明了敦煌文物與敦煌學的重大意義。他還身體力行，鑽研文書，並在史學研究中套用敦煌所得的新材料，發前人所未發，補史籍之缺載。
陳寅恪重視在學術研究中詳細地占有可靠的史料，堅持實事求是的學風，他批判了史料學即史學的觀點，力求通過考證來發掘歷史事實及其內在聯繫，從而展示出事物發展的全過程，其成就較乾嘉諸學者更上一層。為了提高史料的可靠程度和開拓史料來源，他倡導詩文證史，為史學研究另闢新途徑。尤其是從兩種不同觀察的記載進行比較、分析的方法，是治史方法上的一大突破。他所倡導的詩文證史包括兩個方面：以詩文為史料，或補正史乘，或別備異說，或互相證發；以史釋詩，通解詩意。《元白詩箋證稿》一書便是他倡導詩文證史的集大成之作。使用比較方法是陳寅恪治史方法的又一個特色。他掌握多種語言文字，使他在同源異譯的比較能突破前人。他能探討造成異譯、比附以至誤解的因由，對分析兩種文化的接觸所產生的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富有啟發性的見解。
《柳如是別傳》是陳寅恪晚年的巨著，全書八十餘萬言，以錢謙益、柳如是的詩文為線索，考釋明清之際士大夫階層的精神風貌，其中涉及當時的重大政治事件，如錢謙益降清、鄭成功復明以及黨社鬥爭的情況。該書不但對古代詩文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同時又是他運用詩文證史較為系統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