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的國情出發來運用馬克思主義，走中國自己的解放之路，雖然這只是對中國革命特殊性的初步認識，但對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奠基的意義：
首先，李大釗思想中的靈活性原則，其核心是堅持理論與實踐的統一、認識與實踐相結合的辯證法，沒有這一原則，也就不會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何理論成果與實踐成就。在李大釗的“根本解決”思想之中，他特彆強調了“階級鬥爭”的地位和作用，他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競爭”理論視為達到“根本解決”目標的重要手段或“工具”。實際上他是把階級之間的對立與共存視為達到社會進步和改造的重要政治手段。在一定意義上說，他對“階級競爭”的理解更具有哲學意味和客觀性，這樣的認識使他在革命與改良之間保持了必要的張力。如前所述，在李大釗接受馬克思主義之時，已經與他自身的政治改良主義立場相脫離，但他在選擇“階級競爭”為“根本解決”的政治手段時，又對社會上諸種政治改良思潮表達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改良只是達到推翻舊制度這個大目標的某種方法，並非目標本身，最終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這也是李大釗與胡適在“問題與主義”論爭中的深刻分歧所在。李大釗認為：“我們應該承認：遇著時機，因著情形，或須取一個根本解決的方法，而在根本解決以前，還須有相當的準備活動才是。”李大釗的“根本解決”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也是充滿了五四時代智慧的。他以社會革命論容納了社會進化說的不少合理的地方，他並不認為“根本解決”之前，就不需要以新的理想尺度研究具體的社會問題，就可以隨意嘲笑真誠的“教育救國”、“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的人們的徒勞無功；他的“互動為用，並行不悖”的說法，以其豐富而深刻的內涵，表述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如何在中國特殊國情條件下運用的理解。正是在這一點上，先後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李大釗比陳獨秀在理論上更加深刻和成熟。
其次，李大釗保持了理論上的主動性與創造性，即用自己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去理解馬克思主義，並儘量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吸收其他理論的合理成份，不固守成見，保持了理論思維的開放性。李大釗的“根本解決”這一思想包含了這樣幾個成分：有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的把握，有對“互助論”主張的吸收，有對人道主義的認同及倡導人類的“物心兩面改造”。在中國進行社會革命必須以階級鬥爭為政治手段，這一點在李大釗那裡是十分明確的，但他又不把階級鬥爭視為目的。在這裡，他對“互助論”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啟發性。我們應該看到，在對“階級競爭”的理解上，他與馬克思主義並無衝突，但在人類生存的未來和本質上，他強調“互助”的意義，使他把手段與目的嚴格區分開來。他認為“人類應該相愛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進化；不可依戰爭而生存，不能依戰爭而進化。這是我們確信不移的道理。依人類最高的努力，從物心兩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類，必能創造出來一個互助生存的世界”。他的結論是：以階級競爭為手段改造社會組織，以互助原理為信條改造人類精神，實行“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李大釗的這一主張具有雙重含義：它與中國傳統的道德主義思想相區別，強調對社會組織進行改造的重要意義；它包含有對偏重物質進步而忽視人類倫理進步意義思想的批判和匡正。這是一個唯物史觀的命題，並非是一種二元論的主張，而且從現實性來看，它依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和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