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進行得似乎很順利。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昆明鋼鐵集團總公司，做了一名“調研秘書”，這個職業類似於“中統”或“軍統”，因為年輕，調查對象通常不對我等設防，因此可以弄到接近事實真像的素材，然後寫成報告，供集團高層決策參考。我很快厭倦了這種工作，因為我幼稚的建議幾乎從來不會引起高層的重視。一年以後，我回到故鄉昭通，做了一名小報記者，幾篇文章下來，儼然成了小鎮名流。一方面站在最真實的大地上，一方面相對安靜地沉湎於讀書寫作，我創作出了第一批勉強可以稱之為小說的作品。貴人相助，黃堯老師、慶國老師、潘靈先生、李騫先生、楊昭先生、胡性能先生以及《十月》雜誌的王占軍先生、《邊疆文學》的何真老師、王洪波老師，閱讀、指導並發表了我的第一批作品。
28歲那年，同樣是貴人相助，由原《邊疆文學》主編張永權老師牽線搭橋，在熱愛文學的武警雲南邊防總隊政委和國才的愛才之心和鼎力操辦下，我參軍入伍到了邊防，36歲那年，我成了雲南省作協最年輕的副主席。
創作似乎改變了我的命運，至少是改變了我的生存狀態。在中國這樣一個敬畏官員，恐懼武力的社會裡，我身著武警中校制服，威風凜凜。而且坦率地說，如果沒有稿費，沒有轉讓長篇小說的影視改編權而獲得的報酬，我不太可能在這個城市買房買車，不太可能在這個繁華而浮躁的城市裡放置一張安靜的書桌。前兩天讀到才氣、文氣、官氣、霸氣如傅斯年這樣的大師，抗戰中困居川南小鎮李莊時，不得不靠出賣藏書以換取一頓米飯的時候，禁不住心如刀割。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已是極端地幸運了。
似乎是寫作改變了我的命運，似乎我可以做為一個“賣字為生，並且混得不錯”的標本堅定諸位同仁功利寫作的信心。其實我一直在想，不是寫作改變了我的命運，而是閱讀和寫作本身就意味著我的生存。我不記得在什麼地方讀到有人說過，所謂命運，命是注定的，是恆久不變的，而運是變動的，機遇的。我的理解，命運就是一條大河，運是浪花，命就是那奔流向前的河水本身。我想，作家，就像工人、農民、軟體工程師、商品推銷員，是一類不可或缺的社會職業。社會總需要一些人去寫，這恐怕就是職業作家了。
但是把自己定位為職業作家，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猜測在座的很多朋友都想寫電影劇本，寫電視劇本，因為那似乎可以掙到大錢。以我的親身體驗而言，寫劇本是很苦的差事，拿了人家的錢，就必須按人家的思路走，甚至是牛頭不對馬嘴的思路走，說到根本，是跟著觀眾的口味和領導的意識形態走。這樣一來，創作變成了勞役，文學變成了生意，文人變成了“小手工者”，真正的“賣字”，一點都不快樂，以我們有限的生命來說，得不償失。
切切不可將職業作家與御用文人相提並論，且不說“御用”二字已有自吹自擂之嫌——民國時代，最典型的御用文人是誰？毫無疑問，陳布雷，蔣介石即將兵敗大陸的前夕，他自殺了，所謂“尸諫”。我們一些所謂的筆桿子，離陳布雷，離“御用”還差得很遠，就跟“御前帶刀侍衛”一樣，起碼也得有南俠展昭那樣的功夫，才能在“御前”帶起刀來。我認識的很多寫作者，無論他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得多么清高，多么與政治不合作，對所謂的腐敗多么的切齒痛恨，其實他們最終的夢想，無非就是能做個“御前帶刀侍衛”。魯迅先生有“幫忙”、“幫閒”及“幫凶”論，不得已，幫幫忙是可以的，若汲汲於“幫凶”，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樁還能留下個罵名，當心被當成擦屁股的手紙，那就連“回收再利用”的環保價值也沒有了。魯迅先生還說，中國人有兩種狀態，一種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狀態，一種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狀態。所以我更想說的，是不做奴隸的寫作狀態。或者說，是那種純粹“私人寫作”的狀態，是那種作為個人存在理由的閱讀和寫作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