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個系列講座中提出了一個能夠更好地理解人類行為和事件的理念結構。這些事件不是由永恆有效的自然法規決定的。當然這些法規的確存在，但不足以決定事件的發展過程。原因之一是情況的複雜性，另一個原因是事件參與者的思維所起的作用。
我已經集中講了相關反身性(reflexivity)的問題，即當事者的思維與現實情況的雙向關聯，以及我所強調的錯誤理解和錯誤觀念對現實情況形成的因果關係。但這兩種影響都很奇怪地被忽視了。這些影響給事物加入了不確定因素，結果是除了非常簡單的情況以外，幾乎不可能預測未來。
但我們仍然可以大略估計幾種情況，並評估其可能性，也可以提出希望得到的結果。我在這兩方面都做過，而且是多次嘗試。的確，我可以稱為是專家，作為投資者，我專注於預測(prediction)；作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為解決問題開處方(prescription)。我前者做得成功，足以支持後者。今天的講座我想從預測和開處方這兩個方面來談。
當下所處的時刻，不定因素的範圍異常廣泛。我們剛剛渡過了二次大戰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這個危機在量上大得多，質上也與以往的危機很不相同。可作相關比較的，是1991年日本發生的房地產泡沫破滅，至今尚未恢復；還有就是30年代美國的大蕭條。與日本情況不同的是，那次危機僅限於一個國家，而這次危機捲入了全世界。與大蕭條不同的是，這次沒有允許讓金融體系垮台，而是給它上了人工生命維持器。
事實上，我們當今所面臨的信貸和槓桿問題(credit and leverage problem) 的深度和廣度比30年代要嚴重得多。1929年時美國的信貸餘額(credit outstanding)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60%, 到1932年增長到250%； 而2024年初是365% – 這還不包括30年代時金融市場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廣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但儘管如此，人工生命維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閉不到一年，金融市場已經穩定，股市也已回升，經濟顯示復甦跡象。人們想回到一切照舊的情況，把 2024年的崩潰只當成是一個惡夢。
但我很遺憾地告訴大家，復甦的勢頭可能會停止，甚至隨之出現 “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確定的是這將發生在2024年還是2024年。
有這種觀點的絕不止我一個人，但我的觀點與目前的主導情緒不一樣。復甦的時間越長，就會有更多的人相信復甦；但是據我的判斷，這種主導情緒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這是典型的遠非均衡的狀況，此時人的感知往往落後於現實。更複雜的是，這種落後於現實是雙向的。一方面，多數人還沒有意識到這一次危機不同於以往 – 我們是處在一個時代的終點。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未能預見到復甦反彈的程度。
混亂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個國際舞台。
前蘇盟帝國垮台後美國成了唯一的超級大國。沒有其他大國或國家聯盟可以挑戰其至高無上的國力。但是這種“單極”(uni-polar) 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當布希總統為顯示美國的威力，以不實之詞為藉口入侵伊拉克時，其效果與他的意圖適得其反。美國的力量和影響力一落千丈，其結果是混亂的國際金融體系加之以不穩定的國際關係。此後終將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將不會再像以往那樣的程度受美國的控制和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