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法律把人性假定為善，把人看作好人，不會背信棄義，那還講什麼誠實信用；不會出爾反爾，那就用不著簽訂契約了；不會損人利己，那就談不上損害賠償；不會殺人越貨，那還規定刑法乾什麼？等等，一句話，如果人是好人，就不需要法律規則了。好人雖然也會有矛盾糾紛，但只是小打小鬧，嚴重不到法律上來，好人不需要法律，法律是對好人的不敬。從這個角度看，人性善的假定，好人理論，往往會導致法律虛無主義。
另一方面，正是因為假定人性善，好人不會做壞事，用不著法律規則，法律也沒有規定，因而人們背信棄義，不受“上帝”懲罰；違反契約，不承擔違約責任；損人利己，不損害賠償；殺人越貨，不罰當其罪；等等。既然如此，人們何不背信棄義，違反契約，損人利己，殺人越貨呢？結果人們棄善從惡，好人變壞人，這正是所謂的“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如果沒有法律，每個人都可能是壞人。
小到個人私事，實踐“壞人理論”還是“好人理論”大有不同。如果相信人性惡，有壞人，會做壞事，因而提高警惕，謹防壞人，就不會上當受騙，就不會有那么多問題了。相反，在現實生活中，許多問題都是因為信以為人性善，誤以為是好人，好人沒事，輕信於人，放鬆警惕，結果上當受騙。所以在人們的日常交往中，要區分善惡，識別好壞，“先小人後君子”而不是“先君子後小人”，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無，這是生活的態度，也是法律的態度。善良的人們往往缺乏法律意識。所謂的法律意識，第一就是壞人意識，要時刻意識到有壞人會做壞事，因而才知道用法律去防範壞人保護自己。
大到國家制度，如國家權力，實踐“壞人理論”還是“好人理論”也會有不同的結果。如在西方國家，霍布斯認為國家是“利維坦”，是“兇惡的巨獸”；洛克認為國家是“必要的惡”；潘恩認為國家是“禍害”。他們並不是在謾罵國家，而是深刻地認識到國家是一個強權組織，擁有任何私人所無可匹敵的強大暴力，是侵犯公民權利破壞社會自由的最大危險，認識到“一切權力都易於濫用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真理”，“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正是基於對國家權力上述壞的認識，所以才提出了“三權分立”和“權力制約”的政治制度設計，並提醒人們，“要是三權合一，那就一切都完了”。實踐證明，正是因為對國家權力的壞的認識，才導致了西方國家的憲政法治以及民主自由。這是壞的出發點導致好的結果，可謂忠言逆耳利於行，置之死地而後生。相反，如果信以為國家超凡至聖，全知全能，大公無私，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沒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權力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因而用不著權力制約和權力監督。結果高度集權，獨斷專行，貪污腐化，國家真的成了“利維坦”，權力走向異化，侵犯公民權利破壞社會自由。這是好的出發點導致壞的結果，歷史反覆證明，通向地獄的道路常常是善良願望鋪成的。
其實，法律的“壞人理論”與宗教的“原罪說”一脈相承、異曲同工。宗教的“原罪說”認為，每個人生來就是有罪的，所以一生都在贖罪，只有贖清了罪惡，才能死後進入天堂。法律的“壞人理論”認為，每個人都可能是壞人，所以要依法規治壞人，從壞處出發，向好處努力。猶如醫生眼裡出病人，治病救人，法律眼裡出壞人，以壞去壞，法律規治壞人，使壞人成為好人，使人真正成為人。
人之初，矇昧無知，天法無天。始後人隨年長而長知，人到成年後，基本上習得了風俗習慣，懂得了人情世故，被社會化了，成熟了，成型了，能在社會中生活了。一個成年人的日用常行其實正是法律的核心內容，因為習慣是法律之母。國法莫大乎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