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真的沒有書讀，但是我們只要找到一本書能把它從頭背到尾，從尾背到頭，沒有老師給我們講，我們把它背下來。後來才知道這採取了中國古代最偉大的傳統的學習法，對不對，死記硬背！所以在座的每一個同學你們難以想像，我在那箇中學到大學，這個之間的四年，讀書是多么地難，但就這樣我居然在恢復聯考的時候已經準備好了，就直接考上了中央音樂學院。
後來呢5年以後，我去了北大我遇到王強，我說：“王強，你是幾歲上的大學？”王強說：“16歲！”我一聽崩潰了你知道嗎，後來過了好久我遇到老俞，我說：“老俞，你是幾歲上的大學？”老俞說：“我是21歲上的大學！”我當時就很開心，緊緊地擁抱他，因為我知道老俞21歲上大學不是因為特殊時期，你知道嗎？
我當時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同志們，從政的夢想，我覺得這個是80年代的理想主義。但是去了以後我就發現一個問題，就是說一句話吧，我不適合做這件事兒，我沒這個能力，而這個發現對我來說是相當大的一個打擊，因為我在音樂學院5年的時候，又發現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我發現我自己並不喜歡音樂，所以這個時候實際上可以說陷入了一個迷茫和困惑。
迷茫來迷茫去，我中間還考過兩次研究生，考過一次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失敗了，考過一次復旦大學的新聞系的研究生也失敗了對吧，幾條路都封死了，我就想出國吧。那時候跟王強在一起，老俞也想出國，眾所周知老俞沒出的去。後來就拿到了加拿大一個大學的獎學金就走了。
到了加拿大，我以為自己是留學生又是天之驕子，結果沒想到到了那兒，我發現了一個事實，那個大學雖然一般人不知道，但是有500箇中國學生，全是碩士博士！所以當你發現身邊所有的人跟你一樣，都拿著獎學金，都在那兒苦苦奮鬥的時候，這時候一點優勢都沒有了。最嚴重的是等到我拿到碩士學位，發現一個更災難性的問題，找不到工作。
我在加拿大做過一份工作就是送披薩餅，就是外賣員。現在我在北京，無論誰送什麼東西來我一定要本能的給他一點錢，我一定要親自給他打開一瓶可樂，打開一瓶水。因為我在國外的時候，無論是在餐館工作還是去送披薩，心裡想的其實就是20塊錢的披薩餅，那個人能不能給我2塊錢小費。
我有一次送了一個人家，送得很晚很晚，找了半天沒找到，最後打了七八個電話才終於找到那兒。因為洋人他的消費者權利意識非常強大，你要是送晚了他就會很憤怒。那個人走過來，也沒有責備我，給了我5美元。
這個我終生難忘，回去以後就感到無比的溫暖。當你正倒霉的時候你不要忘記，許多最愛你的人，對你有無限的期待和關切，當你自己在成功的時候，那更不能忘記；你有責任為過去的你、為依然在掙扎的你，能夠讓他感覺到，因為你的存在，而獲得一股力量、一絲溫暖、一份信心。
我假如有什麼值得大家學習的東西，在這一瞬間，就是一種對自己的一種信念，我覺得我可以做更好的事兒，我可以做更多的事兒，只不過這個機會沒有到來。但是呢，正是這種不斷地堅持，對自己的信念，和對未來的信念，當然也有對合作者、對朋友、對家人的一種無條件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