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引發了一些爭議。起初，我還以為大家爭議的對象是我，漸漸的，我感到這個被爭議的對象，是一個與我毫不相關的人。我如同一個看戲人，看著眾人的表演。我看到那個得獎人身上落滿了花朵，也被擲上了石塊、潑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著從花朵和石塊中鑽出來，擦乾淨身上的髒水，坦然地站在一邊，對著眾人說：
對一個作家來說，最好的說話方式是寫作。我該說的話都寫進了我的作品裡。用嘴說出的話隨風而散，用筆寫出的話永不磨滅。我希望你們能耐心地讀一下我的書，當然，我沒有資格強迫你們讀我的書。即便你們讀了我的書，我也不期望你們能改變對我的看法，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作家，能讓所有的讀者都喜歡他。在當今這樣的時代里，更是如此。
儘管我什麼都不想說，但在今天這樣的場合我必須說話，那我就簡單地再說幾句。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我還是要給你們講故事。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上國小三年級的時候，學校里組織我們去參觀一個苦難展覽，我們在老師的引領下放聲大哭。為了能讓老師看到我的表現，我捨不得擦去臉上的淚水。我看到有幾位同學悄悄地將唾沫抹到臉上冒充淚水。我還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學之間，有一位同學，臉上沒有一滴淚，嘴巴里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用手掩面。他睜著大眼看著我們，眼睛裡流露出驚訝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後，我向老師報告了這位同學的行為。為此，學校給了這位同學一個警告處分。
多年之後，當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師懺悔時，老師說，那天來找他說這件事的，有十幾個同學。這位同學十幾年前就已去世，每當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這件事讓我悟到一個道理，那就是：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
我再講一個故事：三十多年前，我還在部隊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辦公室看書，有一位老長官推門進來，看了一眼我對面的位置，自言自語道：“噢，沒有人？”我隨即站起來，高聲說：“難道我不是人嗎？”那位老長官被我頂得面紅耳赤，尷尬而退。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許久，以為自己是個英勇的鬥士，但事過多年後，我卻為此深感內疚。
請允許我講最後一個故事，這是許多年前我爺爺講給我聽過的：有八個外出打工的泥瓦匠，為避一場暴風雨，躲進了一座破廟。外邊的雷聲一陣緊似一陣，一個個的火球，在廟門外滾來滾去，空中似乎還有吱吱的龍叫聲。眾人都膽戰心驚，面如土色。有一個人說：“我們八個人中，必定一個人乾過傷天害理的壞事，誰乾過壞事，就自己走出廟接受懲罰吧，免得讓好人受到牽連。”自然沒有人願意出去。又有人提議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們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外拋吧，誰的草帽被刮出廟門，就說明誰幹了壞事，那就請他出去接受懲罰。”
於是大家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廟門外拋，七個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廟內，只有一個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這個人出去受罰，他自然不願出去，眾人便將他抬起來扔出了廟門。故事的結局我估計大家都猜到了——那個人剛被扔出廟門，那座破廟轟然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