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由應屆畢業生演講稿網站為大家整理提供的柴靜在《看見》新書發布會上所作的一篇演講，她在演講中分講述了這本書的成書過程以及她之所以出這么一本書的原因。
謝謝邱老，也謝謝各位親友，還有多年來的給位讀者和各位遠道而來的觀眾還有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天寒地凍，大家遠道而來，辛苦了，在看完剛剛看完那個片子之後，有很多讀者曾經留言給我，問我，為什麼給你說一個人給你自由你不獨立你仍然是奴隸，我就想了想我寫這本書之前，曾經翻了翻我大概二十歲左右時候的日記，想找點兒參考，但是看了一本兒又一本，然後發現說，這段歷史好像跟我沒什麼關係，為什麼，因為裡頭記得事兒，基本上沒有什麼事實，也沒有場景，也沒有描寫，也沒有對話，通篇都是我我我，對自己也沒有什麼反思跟批評，再往下看更悲慘，我原來想，那談戀愛的事兒總該記得比較清楚吧，但是看完之後發現，當年談過戀愛的人也記不得了，因為裡面基本上只有描寫，情緒和結論，比如說，看前幾頁的時候還在寫“啊，他是上帝上老師派給我的”，再翻幾頁就變成了“原來他是個人渣”，就都只有結論，看的時候我就想，柴老師，您當年是發生了什麼事兒啊，但是不記得了，所以說，不要是說報導一個國家，就是報導自己都是意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報導所要求的準確、客觀、公正、平衡，這些原則有的時候跟人性當中一些蒙昧的本能是相牴觸的，人總是忍不住想要塑造自己，人想要去遮蓋那些不利於自己的事實，人想要對他人做出評價，人們想要說，我是正確的以及為什麼我是如此正確，所以一個人身上發生的事件每天就是新聞，我們記錄自己的同時也在記錄一個民族或者一個國家的新聞史，也就是我們的心靈史，如果都以我這樣的態度來報導的話，那么將來我們回首往事的時候，就像看家白茫茫大霧一片，一無所見，既看不見他人也看不見自己，因為這裡面沒有生命的實質。當年我二十三四歲，到央視做新聞，就是帶著這么一種思維模式來做的，所以那種困窘可想而知。
那時候，陳虻老罵我們。我記得有一次，他拿一個年輕記者的片子說事兒，當然那片子拍的很動人，是拍有一個中學的老師，然後把四個智障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家裡來，在家裡吃，在家裡住，還給他們訂作業本兒，做的很動情，陳虻說他很感動，但他隱隱約約覺得有點兒不對勁兒，他就把這個記者叫過來問，說“收錢么”，記者說“收”“收多少錢”說“一個人兩三萬吧”他算了一下，一年下來十二萬，扣除掉吃喝拉撒可能還剩下的錢也高於這個老師在學校的工資。陳虻就說，在我不知道收錢之前，訂作業本兒這個動作讓我覺得感動，我知道了之後，這個動作在我看來叫省錢。然後他就問，誰交給你們的，啊，我要請問你們有自己的思想么，讓你表達你有么，誰較給你這個的?陳虻說的很對，但是“誰教給你的”，這個問題當時我覺得他提的太像外賓了啊，然後我就想我小時候，我媽想讓我受點兒文藝薰陶，也找了各種方式，比如說讓我學學音樂，因為文藝是最讓人去感染心靈的么，但我天資比較平庸，到現在吧，大概，小提琴我可能會拉一個曲子叫《白毛女》，二胡是跟我爸學的，會拉一個曲子《小白菜》，手風琴我也會，會拉《鐵道游擊隊》，所以就是就這樣還叫文藝女青年，所以這就是這個年代的一個文藝氣氛，在這個氣氛當中，你看文藝最表現的本來就應該是人，但我們的這個音樂當中的人要么就是一個戰鬥者，要么就是一個控訴者，所以這個模式其實滲透在你的血液中，你以為你很逆反，你以為你很反對這個，但是稍不留神，心靈的慣性就會驅使你成為你最反對的人，那怎么解除它，其實是最困難的事情。
那個時候，陳虻老罵我們，審個片子，他拿過開，看一遍說，你是機器人么?你就拿回去改，改完了戰戰兢兢再拿給他看，這次他很溫和，說，嗯，你這次不是機器人了，你連人都不是，你就是個機器。但是，靠這種嚴苛的責罵哈，好像也沒有什麼用，因為你原來這個模式就像一個拐杖一樣在思想上，你拄著它走了很多年很長的路，習以為常，你很安全，突然你把它撤了，你自己的腿腳沒那么強健，你都不知道該怎么往前走，只能癱倒在地，所以，陳虻後來也放棄我了，他就跟我說，唉，你去吧，你這個人靠語言沒什麼用，就是不撞南牆不回頭，他說得對，這個撞了南牆，人的腦袋在上面撞得頭破血流，你才有感受，你思想的肌肉才不會那么僵化，這個有鬆動的時候吧，外界的東西才能夠侵入你，侵入你的頭腦，侵入你的心靈，擊碎你的模式，摧垮你原來的概念，所以我為什麼在這本書中寫十年來我所見到的人，因為只有人才構成了當下的我自己。
我以前不知道什麼叫準確，在XX年，非典的時候，我見過4月19號人民醫院的急診室，他們當天把所有的非典病人撤離，那簡直是一場逃命一樣的撤離，所有的被褥都扯翻在地上，然後，椅子都已經四腳朝天，就像尖叫一樣，當時的急診科主任朱進紅帶著我去看這個現場，他只給我看牆上有一塊兒小黑板，這個黑板上寫了22個名字絕大多數的後面寫著“肺炎”兩個字，他跟我說，其實都已經是sars，他說病人不知情，來輸液的也不知情，醫生知情么?知情，可是每個人都漚在這裡頭，連隔離服都沒有，我問他說，你清潔區跟污染區怎么區分啊，他就指了指這兒，“在心裡區分”，我說那你靠什麼防護，他說我考精神防護。人民醫院後來有76位醫務人員感染，有兩位急診科的醫生殉職。他跟我說這些的時候，臉上那種幾乎是空白的木然的絕望和沉痛，是讓一個年輕人理解，新聞為什麼要準確。因為4月19號的時候，很多媒體還在對外界說，市民可以不帶口罩上街，而我也曾經對這個信息深信不疑，我忽視過我的職責，所以我不敢在如此輕慢，因為“準確”二字事關著他人的性命。
我以前也不知道什麼叫“平等”，一說到平等就要在鏡頭面前故作姿態。後來我去採訪李陽的這個家庭暴力事件，在做完這個採訪提綱之後，我把本子合上，我想我應該感受一下他的感受，就在閉著眼睛的十分鐘裡面，我發現我感受到的不是他的感受，我喚醒的是我少年時代的記憶。一個中學上學的路上，白天被一個小混混推到在街邊，頭磕在那個水泥沿兒上那一瞬間的感覺。我知道最讓人痛快的不是身上的傷或者頭上的土，那種感覺讓你難受的讓你對自己的憎恨，你覺得一定是我自身有什麼殘破之處我才會招致這樣的命運，所以我就帶了一束花兒給他的妻子。這個女人看到這束花兒之後，後來她搬出一個家庭的相冊給我看，貼滿了這些年來他們家的照片，其中有一張她跟丈夫的合影旁邊，貼了一支玫瑰花，這個玫瑰花已經很長時間了，是某一年結婚紀念日的時候，她提醒丈夫的秘書去買回來的，就這一支花，她把那個所有的葉子都用塑膠薄膜壓得平平整整的，保存的特別好，就是這個乾枯的花瓣給我一個很深的刺激。以前我覺得，人是人，我是我，到那一瞬間，我覺得，沒有人我之分，它跟我一樣，對自身的完整的願望是一樣的，對幸福的憧憬也是一樣的，只不過它出生在這兒，他這樣生活，我出生在那兒，那樣生活。所以什麼是平等?平等不是去悲憫或者同情，平等是我和你都共同身處在相近的生活當中，你所經受的，我必然經受，當我們共同在為生存掙扎的時候，我們就是平等的。
我以前也不怎么求實，因為沒有受過很嚴格的思維訓練，還是喜歡那種四兩撥千斤，弄巧賣智的一種思維方法，比較華麗的水袖功夫，招人耳目。但XX年，我採訪華南虎照的時候，當時在視頻當中有一個細節。那時候，周正龍穿了一個大棉襖吧，在這個地裡頭，我跟他坐著在一塊兒採訪，真假難辨。當天採訪完之後，我的同事在一塊兒，我發現我們五個人的小組有一個很劇烈的分歧。一部分認為，照片一定是假的，還有兩位同事說，一定是真的，我說為什麼，然偶同事說，周正龍披個大襖，背著光坐在那個漫山遍野的麥苗當中，那簡直就是個老英雄啊。他說，再說了，撒謊的人怎么敢直視鏡頭呢?就這個瞬間我映像特別深，我覺得，喔，原來每個人的審美、經驗、直覺都完全不一樣，你要光靠感慨和抒發感情，誰也說服不了誰，只能靠事實和因果的不斷梳理。我們也沒有任何別的可以依靠的地方，兩手空空，只能靠一句話，拿證據來。就靠這一句話，你就可以從邏輯鏈條的最末端一環一環向上追溯，讓它支支相扣，自相咬合。以這樣笨重的氣力，即使是一個小孩子，也可以從土地當中拉出深埋的龐然大物，這就是邏輯的力量，這也是求實的力量。
小的時候看電影的時候總喜歡問我媽說，這個人是好人壞人啊?長大之後，也很容易有一個善惡分明黑白兩元的世界觀。做節目的時候，其實這樣很痛快，大家在看到好人出現的時候，我們再加點兒音樂，立刻就涕淚交加;看到壞人出現的時候就咬牙切齒，恨不得振臂高呼。但是，XX年，當時我在重慶，採訪一個土地拍賣事件。有人向我們舉報，一個叫陳坤志的人操縱土地拍賣。我採訪他的時候，他幾乎是得意洋洋的承認了所有的事實。他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瘦了一千多萬的中介費，給別人幹活，這是勞動所得，然後，臨出門的時候，他跟我說，說他是公安大學畢業的，我就是要玩兒法律，在這個節目播出之後，後來，這個案件在調查和審判當中，陳坤志被判處了死緩。但是我一直記得，在採訪中，他曾經跟我說過一句話，說這個事件當中，沒有人是正義的，都別打這個旗號，都是為了利益。他給我提供了一些信息，我一一印證了，發現他說的是對的，當年向我們舉報他的人，也在訴求利益，而且也在訴求的是不正當的利益。只不過叢林法則，大魚吃小魚。所以在節目當中，每一方都認為對方是黑社會，每一方都寫了遺書，每一方在念遺書的時候都熱淚盈眶。其實沒有一個受苦的群體的群像，只有一個一個具體的人，一個一個具體的有訴求的人。陳坤志讓我理解了什麼是平衡，平衡就是對每一方的論述都要心存警覺，只有讓這些不同的論述之間相互毆鬥，彼此博弈，才能夠接近事實本然的面目，也才能夠保證自己不成為偏見的附庸。
在剛做記者的時候，我還有一個習慣哈，有時候採訪一個犯了錯誤的人會問他說，那你要不要表達一下歉意啊，你有沒有懺悔啊。有領導當時提醒過我，但我當時不以為錯，我覺得，我這也是為了社會向上向好嘛。後來XX年，我採訪一個電擊治療網癮的調查，這個電療治網癮是設在一個醫院裡頭，我們被允許觀摩了他們整個的課程，這個課程當中有一個非常固定的環節，就是一聲令下之後，所有的學生都集體向這位醫生下跪，有抱著腿的，有摟著他的，大家都揚面大聲嚎哭。我就繞著他們轉了一圈兒，我看，他們大部分人臉上都是，臉上乾乾，淚水全無，但聲音很大。後來我就採訪了，他們當中的一個女孩兒，這個女孩兒坐在我面前說，點擊一點兒都不疼，就像蚊子叮一下，我特別願意留在這兒。就在我打算結束採訪的時候，我突然看到她臉上流下眼淚，我就問她，那你為什麼痛苦呢，她說，我不痛苦，我說，那你為什麼流淚呢，她說我沒有流淚，說到這兒的時候，她的眼淚已經流到了腮幫子上。她說，我願意留在這兒。說完這句話，她臉上的這顆淚水重重的砸在她的褲子上。在採訪的時候，我問這位醫生，他們為什麼向你下跪，他說因為他們感恩。我說他們有沒有可能是被脅迫或者他們是裝的?他微微一笑說了一句話，能裝一輩子不是也很好么?就是這個人的這句話，讓我從此不敢再去問別人，你要不要表達你的歉意跟懺悔。
真實的人性有無盡的可能，任何強制性的目的，哪怕是出於善的目的，也有可能導致普遍的虛偽。所以，採訪才只是呈現，而不是評判;是認識，而不是改造。在這本書中，我寫下的就是這十年當中，我所遇到的這些人，他們撼動我頭腦當中原本固有的概念，使我處在一個晃動不安的狀態裡面。
不過，盧安克就說過一句話說，自由本來就是站不穩的狀態。其實我所說的這些概念都是非常簡單的事情，也是早已被印證過的道理，用了十年的路，我才慢慢的接近他們。寫下他們有意義么?我也不知道，但對我來說，這裡面好像有一種屬於我自己的心靈的自由吧。即使是真理，我也希望，通過我自己的不斷犯錯，不斷推翻，不斷重建去認識它。生命是一個體驗，體驗了時光才不會虛度，體驗了這些感受才會屬於你，你因此而創建屬於你自己的生活，當你創建之後，你才歸屬於它。所以這些概念對於我來說，已經無關於職業的榮譽感，它們關乎的是這個世界當中屬於人的真正地實質。不論我們走的多遠，都要守護這樣的實質，絕不將它拱手出讓。
在二十歲的日記裡面，看到了很多陳詞濫調，只有一句話讓我覺得還有一點意味。那時候我已經是一個主持人了，然後有一天我在日記裡面寫，我說身邊的人在一塊兒討論，將來我們的理想是什麼?很多人都說，我想成為中央電視台的主持人，我說我的理想比這個更為高遠，句號。然後，這頁就完了，我還挺好奇的，我的理想到底是什麼，翻過來之後，小柴當年寫了一句，說我想不斷地完善自己。當一個人力圖完善自己的時候，他將不再向外界尋求什麼，也不想外界推諉什麼，他將把重心放在人的內部，而社會的進步，也就由一個一個獨立的人試圖自我完善的過程當中得來。我的起點這么低，所以這個過程才會無限長，永無盡頭。想到這一點，我覺得也就踏實了。
在一個月之前，我還在一個採訪中把一個小孩兒又問哭了，是因為我不理解他，我不知道孩子有時候不是通過語言而是通過行為去認識生活的。我當時非常沮喪，我一個人坐了半個小時，在哪兒。後來我就問陪伴了這個孩子十年的的德國志願者盧安克，我說我怎么總是改不了我身上的弱點吶?盧安克說，如果那么容易的話，我們還要這么漫長的人生乾什麼呢?所以認識到自己身上的弱點，也才能對他人和這個世界有一份寬亮。我們不需要與誰為敵，我們只需要解除，共同來解除我們身上的蒙昧，從這當中睜開眼來，看見他人，看見自己。
講演的最後我想再說一件事，這件事情我還沒有和別人說過，是關於這本書的封面，這本書的封面是陸智昌老師選擇和設計的，當時徵求我意見的時候，我說我同意，但是我同意的理由，我沒有告訴他們。這張照片是XX年新聞調查的同事陳威在我們在重慶開縣一個叫馬柳鄉的地方採訪的時候，他拍下來的。我喜歡這張照片，是因為這張照片背後的故事。這個村子是開縣最偏僻最貧窮的村子之一，有700戶人家，青壯年大多出外打工，留下的就是這些老人跟孩子。當年農民的負擔很重，都很窮，所以跟政府的衝突很多，有一次衝突很強烈，結果就是雙方達成一個共識，政府說，那以後你們管你們自己的事務吧。然後他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這個山村的路給修起來，路特別難修，曲里拐彎兒，要協調很多的關係和利益。政府想修想了五年都沒有能夠修成，說現在你們自己來吧。就是這個照片當中有一個老人，是這個村裡的生產隊長，他來負責開會協調，他說我有這么幾個規矩，第一，人人都要發言;第二，不能罵人;第三，不能光說怎么不行，也得說怎么行。說完之後大家舉手表決，百分之八十五都同意了，我就把這個紙摁上手印兒貼在祠堂的門口。但是貼完之後，說允許你睡完一覺起來之後又反悔，五天之內允許你反悔，你就把這個榜揭下來，再召集大家重新開一次會，擔憂一個條件，你得來負責全村人誤工的費用，免得你太任性，為所欲為。這張紙被揭下來過五次，每一次都重新開，最後的結果是，還尊重原來的決議。錢花出去，路修好了，沒有任何人鬧事兒，也沒有任何人上訪，日子就這么平淡的過下去。所以每次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我就在想，當年我們的那期節目叫《馬柳的民主》，是說這裡在實踐中國基層民主做的最前衛的一個地方。實際上這些老人、孩子，他們很多人都不識字兒，根本沒聽說過民主這兩個字，所以這張照片給我的一個信念就是，我們用不著，去向外來的世界去刻意的學習什麼模式;我們也用不著刻意的與誰為敵，反對什麼，我們只需要解開我們身上的束縛，成為獨立的人，用我們最樸素的生活經驗、智慧和常識，我們就能夠創造和決定我們自己的生活。儘管這個生活並不完美，但是從今而後，我們將生活在我們親手創建的生活之上。
謝謝大家，謝謝今天來現場我的親人、朋友多年的讀者和媒體的同行。最後要特別祝我的朋友，周雲蓬，今天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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