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現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夢想。”這就是最響亮的中國夢。小編為大家整理了有關情系中國夢的演講稿範文3篇，歡迎大家閱讀。
情系中國夢演講稿範文篇1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人做的是“天下夢”。
天下夢與中國夢，有什麼不同?中國夢，想的是“中國怎么樣”;天下夢，想的是“人類怎么樣”。前者是關於“國家”的願景，後者是關於“社會”的理想。
那么，怎樣的社會最理想?首先是“大同”，其次是“小康”。這兩個概念，是儒家的經典《禮記》提出來的，在《禮運》篇。兩者之間的根本區別，在於“大同”是“天下為公”，“小康”是“天下為家”。表現為權力的交接，政權的交替，前者是“禪讓”，後者是“世襲”。顯然，大同比小康好。所以，晚清很多人認為，美國式的大英國協制，比君主立憲制好。君憲制當中，英國式的“虛君立憲”，又比日本式的“實君立憲”好。當然，這不是統治者的想法。他們最希望的，是一成不變。萬不得已，才學日本，至少得有個“萬世一系”。總之，晚清時期，是統治者選擇實君，維新派喜歡虛君，革命黨主張共和。因為只有共和，才能真正走向“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
然而，歷史上的所謂“大同之世”，畢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康”。小康的特點是“家天下”。這當然比“公天下”差，但也還對付。至少在後世儒家眼裡，比秦漢到明清好。因為小康時代實行的，是周公創立的制度，包括宗法制、封建制和禮樂制。宗法制是社會制度，封建制是政治制度，禮樂制是文化制度。社會、政治、文化，三位一體。一以貫之的，則是這樣一種政治思想：以人為本，以德治國，以禮維持秩序，以樂保證和諧。這同樣為儒家所推崇。不妨說，在儒家眼裡，大同之世是無憂無慮，小康之世是有德有序。所以孔子說，實在不行，能回到東周，也不錯(《論語·陽貨》)。
遺憾的是，就連這個理想，也都成為泡影。中國社會不可逆轉地進入了帝國時代。如果說“大同之世”實行的是“帝道”，“小康之世”實行的是“王道”，那么帝國時代實行的就是“霸道”。霸道，就是中央集權，國家專政，君主獨裁。這是法家的那一套，即譚嗣同他們恨之入骨的“秦政”和“荀學”(《仁學》之二十九)。這時，“無憂無慮”是不可能了，“有德有序”也指望不上。能過上安生日子，就很不錯。因此帝國時代中國人想要的，是“治世”，也就是風調雨順、政通人和、國泰民安。誰能幫我們實現這理想?除了老天爺，就是聖君、清官、俠客。最好能有好皇帝，其次有清官也不錯。兩個都沒有，就只能寄希望於俠客，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如果連俠客也找不到，便只能去讀武俠小說。這其實是越來越沒有指望，難怪譚嗣同他們要痛心疾首了。
這就是傳統社會中國人的天下夢：大同、小康、治世。它們寄託了理想，也表現出無奈。因為誰看得出來，這三個夢，是每下愈況，一蟹不如一蟹。但這沒辦法。理想不能實現，就只好打折扣。要想“不折不扣”，就只能從這“夢境”中走出來。於是，1949年以後，中國人的夢，就有了新的版本。
新版本的主題，仍然是“大同”。
實際上，從國民黨到共產黨，從孫中山到毛澤東，“天下為公”四個字，何曾一日忘懷?只不過，有一個如何實現的問題，也有一個何時實現的問題。1949年後，中國大陸進入和平而統一的時代，毛澤東就覺得應該“只爭朝夕”地做起來了。於是便有了“人民公社”。這個“新生事物”，即便不是按照“大同”模式打造的，恐怕也有它揮之不去的影子。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這是財富“不必藏於己”(此處及以下引文均見《禮記·禮運》);社員參加集體生產，這是勞動“不必為己”;辦食堂、學校、敬老院、幼稚園，定“五保戶”，這是“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社員過著集體生活，自然“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村與村、社與社之間，當然都“講信修睦”。至於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更是題中應有之意。就連“選賢與(舉)能”，也部分地做到了，儘管只限於選生產隊長。
人民公社的樣板，是大寨。在當時的文藝作品中，大寨簡直就是“人間天堂”：牛羊胖乎乎，新房齊嶄嶄;炕上花被窩，囤里糧冒尖。農民能過上這樣的日子，當然“夢裡也笑聲甜”。只不過我有點納悶：這種“銀光閃閃喜氣多”的景象，跟改革開放以後要建設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有什麼兩樣呢?這裡體現的，究竟是毛澤東思想，還是鄧小平理論?也許，小康與大同，原本就息息相通、一脈相承吧!因此我猜想，當毛澤東吟誦著“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或者大筆一揮寫下“人民公社好”時，他眼前浮現的，便正是“大同之世”的美好圖景。
然而我們不能說，毛澤東心目中的“大同”，就是儒家那個“理想社會”。人民公社的原則和構架，恐怕更多地來自墨家。墨家也是嚮往“大同之世”的。在墨家眼裡，那是一個“兼愛”而“尚同”的社會。它的分配原則，是自食其力，按勞取酬;它的人事制度，是各盡所能，機會均等;它的人際關係，是相親相愛，互利互助。這，就是“兼愛”。至於組織紀律，則是個人服從團體，下級服從上級。“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墨子·尚同》)。巨子(領袖)一聲令下，墨者(門徒)“赴火蹈刀，死不鏇踵”(《淮南子·泰族訓》)。這，就是“尚同”。所有這些，不都是“公社的原則”嗎?甚至就連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幹部參加勞動，知識分子與工農民眾相結合等等，在墨家那裡都有。墨子自己，粗茶淡飯，草鞋布衣，勞作不止。他的學生，更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手腳長滿老繭，肌肉鼓鼓，面黑如炭，活像當年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所以我曾半開玩笑地說，墨子恐怕是個“社會主義者”(拙著《我山之石》，廣西師大出版社)。至少，他比孔孟、老莊、商韓，都更“草根”。他的思想，也更貼近下層人民和弱勢群體。何況秦漢以後，墨家還變成了“地下黨”。農民出身又領導革命的毛澤東，與之產生共鳴，或者心照不宣，一點都不奇怪。
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法家那一套，既適用於 “強國”，又適用於“階級鬥爭”。奇怪的是毛澤東自己並不這么說。他的說法，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所謂“馬克思加秦始皇”，就是“社會主義加法家路線”。這就又與晚清諸人迥異。他們的主張，可是“孔夫子加華盛頓”，即“資本主義加儒家理想”。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法家，對秦始皇，恨得咬牙切齒。譚嗣同就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仁學》之二十九)他還認為，就是這一套，害得我們在世界各國眼裡，變成了“蠻夷”。長此以往，還會變成猿猴、豬狗、蛤蟆、河蚌(《仁學》之三十五)。法家和秦政，怎么要得?譚嗣同的這些話，毛澤東不會不知道。何況先秦諸子中，法家可是最現實、最功利、最沒有夢想的。社會主義也好，人民公社也好，與法家何乾呢?是不相干。但“強國夢”，與法家相干。
法家是主張強國的，而且能夠強國。當年秦國的崛起，就是證明。實際上法家的那一套，確實管用。它對內有利於鞏固政權，對外有利於國際競爭。這就很能打動毛澤東。因為毛澤東的“中國夢”，包含著兩個內容──天下為公的“大同夢”，富國強兵的“強國夢”。前者考慮的是社會的命運，後者考慮的是國家的前途。這兩個問題，都是他要考慮的。他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不會只考慮“中國怎么樣”。他也不是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因此又必須考慮“中國怎么樣”。中國必須怎么樣?強大。誰能讓我們強大?儒家能嗎?墨家能嗎?道家能嗎?不能。誰能?法家。何況法家的哲學，還是“鬥爭的哲學”。先秦諸子，墨家講邏輯，其他三家講矛盾。但儒家講矛盾的統一，道家講矛盾的轉化。講鬥爭的，就是法家。而且，法家講的鬥爭，還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這很符合毛澤東的思想，也很對他的脾氣。他，可是認為與天、與地、與人斗，“其樂無窮”的。
更重要的是，這種哲學能夠為“階級鬥爭”的綱領服務。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說，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毛澤東認為，這是“唯物史觀”的精髓，也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既然如此，無論強國，還是大同，都必須搞階級鬥爭。“馬克思”和“秦始皇”，就這樣走到了一起。
毛澤東的這些想法，在所謂“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結果，則如眾所周知，強國夢沒有實現，國民經濟反而到了崩潰的邊緣;大同夢也沒有實現，反倒是“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可真是南其轅而北其轍。
人民公社破產了，文化革命失敗了。留下的，是一堆問題。雖然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但其中的教訓，難道不該反思嗎?
上看，人民公社和文化革命，是兩碼事。但內在的聯繫，卻很清楚。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文化革命的口號之一，是“破私立公”。一大二公，破私立公，天下為公，一以貫之的，不就是一個“公”字嗎?
當然也有差別。傳統意義上的“天下為公”，主要講的是權力問題，即“政權乃天下之公器”。毛澤東，卻似乎還要把財產和心靈都“歸公”，都“公有化”。這才有了城裡的“公私合營”，鄉下的“集體所有”;也才有了“文革”當中的鬥私批修，破私立公，靈魂深處鬧革命，狠斗私字一閃念。
然而馬恩卻是重視個人權利和個體自由的。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宣稱，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前提，就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在《共產黨宣言》里，他們更是把共產主義社會界定為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也就是說，沒有個人，沒有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就沒有共產主義。可見，取消個人權利，限制個體自由，決非馬克思主義，只能是法家的主張。法家甚至認為，一個國家，除了君主和官吏，只能允許兩種人存在，這就是農民和戰士。因為農民可以種田，戰士可以打仗。顯然，在他們眼裡，人民不是人，是工具和武器。工具和武器，又要什麼權利，講什麼自由?
不講的，儒家也不在意。據金觀濤先生檢索，民主、共和這些概念，很早就進入了中國;而個人、個性這些概念，則要到五四以後才為國人知曉(請參看秦暉《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顯然，這與我們的文化傳統有關。畢竟，中國文化是以“群體意識”為思想核心的(請參看鄧曉芒、易中天《黃與藍的交響》)。所以，儒墨兩家的“大同”也好，法家的“強國”也好，都不講個人權利和個體自由，法家甚至還要剝奪。這就只能讓人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