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正是在這種思維模式下，當今大多中國知識分子保持了沉默，或者說悶聲發小財去了。可不管他們乾什麼，經過九十年的風風雨雨，知識分子們是被啟蒙了，是 清醒了，他們只不過是難得糊塗而已。其實，為數不少的知識分子基本上能夠達到九十年前那批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當時的思想境界。這也是一個最顯著的“不變 ”。問題在於，知識分子也許沒有變，但另外一個群體卻逐漸有了大“變”――來自民眾的變化。如果從思想認識來說，中國的知識分子也許還是那樣的一批，但民眾卻絕對不再是九十年前那樣的一群。
在閱讀九十年前轟轟烈烈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愛國運動的文獻時，我們感覺到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激情和思想，卻很少能夠窺探當時普通民眾的所思所為。他們在乾什麼？ 他們在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下，變成“新民”了嗎？
越是帶著這樣的問題去查閱和閱讀文獻，越是感覺到材料有限，學生在上街，知識分子在忙著充當幕後黑手，那么，當時普通的老百姓在乾什麼？他們在按部就班的生活，他們在冷眼旁觀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們對他們啟蒙，可他們並沒有參入那樣一場旨在改變他們生活和命運的新文化運動。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戰士們慷慨激昂，原因之一就是當時中國廣大民眾的奴隸主義思想還相當嚴重。沒有受到啟蒙的“舊民”，有了“器物”（洋務運動），也是要吃敗仗的；沒有“新民”，就算有了制度，共和了，到頭來也發現是“假共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正是知識分子們看到在現代化和制度突然引進的時候還需要覺悟的擁有現代思想的“新民”而發起的。但很顯然，知識分子們企盼的，新中國需要的“新民”並沒有出現。
可是，九十年後，情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如果說有些知識分子在向後看，在朝九十年前的知識分子靠攏，那么，由於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由於科技的進步和信息傳播方式的變革，中國的民間已經和九十年前的隔了一個世紀那么遠。公民權利意識的普及程度，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在廣大民眾中的傳播範圍，與九十年前已有天壤之別了。
這一點，我們還是可以從塵封的九十年前的文獻和網際網路上新鮮出爐的文章入手。九十年前，知識分子們以啟蒙先驅的態勢翹首高歌，期待一呼百應。無論在他們的 學術著作還是時評文章里，你看到的都是他們侃侃而談、指點江山、引領民眾，但你卻很少能夠在他們的文章里看到被他們啟蒙和引領的民眾的身影。
然而，當你打開網際網路，你卻會從當今知識分子的理論和時評文章里發現，是民眾在引領知識分子――無論是維權、爭自由、擴大民主權利等等，全國各地的普通民眾顯然已經走到知識分子的前面。有時，你會從知識分子的文章里，看到他們只是保持了一段安全距離、置身事外，在那裡躲躲閃閃地品頭論足。
和九十年前的知識分子相比，當今的知識分子對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認識除了理論知識外，顯然還多了九十年世界各國的實踐經驗和教訓，但他們如今卻因為種種原因 很少像九十年前的前輩那樣論述德先生和賽先生。他們即便在評論老百姓的事件時不得不提到民主、法治和自由，也顯得閃爍其詞。如果說九十年前的啟蒙知識分子忙於指引民眾，那么當今的啟蒙知識分子則是手忙腳亂、窮於應付地解釋民眾一波又一波的行動。
有的文人美其名曰：我們終於回歸到了胡適先生的“少談主義，多談問題”――可問題是，九十年前不針對問題的“主義”顯得蒼白無力，而九十年後，老百姓那裡積累的所有問題，如果真要得到徹底解決，又如何可以不談“主義”？
這，也是九十年來最重要的變化之一。
第三，九十年來，中國人與德先生、賽先生一起成長
有人擔心，如果談主義而不談問題，會不會又像九十年前一樣，讓我們的民族和國家走上彎路甚至邪路？
現在有很多人對九十年前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運動心存疑慮，認為當時的思想解放讓我們國家走上了彎路，我們認為這不過是一些“文人”們的空論和虛熱。
這些年來知識界關於五四“全盤反傳統”而將中國引上歧途的論調甚囂塵上，實際上完全不得要領，是對歷史曲解和誤讀，而且還大面積地誤導民眾。五四根本就沒 有“全盤反傳統”，即使“全盤反傳統”（徹底顛覆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的專制主義）也不會將中國引上歧途——因為中國已經在歧路上活蹦亂跳地折騰了幾百年。
從魏源、林則徐“開眼看世界”，到曾國藩、李鴻章發起“洋務運動”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和民間創辦工商企業建立現代市場經濟，到康有為、梁啓超領導“戊 戌變法”倡導君主立憲，到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創造共和，到民國初年建立議會制度、進行政黨競爭輪替、自由結社、自由辦報、自由出版，到陳獨 秀、蔡元培、胡適等在早期“新文化運動”中倡導以人權平等、獨立自主的新倫理取代等級專制、奴隸主義的舊倫理，我們國家民族一直在人類文明的主流正道上奮 勇前進。
五四以後我們國家民族確實走上了岔路，但跟“反傳統”沒有任何關係，而是當時“覺醒”起來的部分有力人士引錯了路：從自由民主的正道引到以國家主義壓制個人自由的邪道，從學習英美的人類主流文明正道引向“以俄為師”的岔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