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演講稿3篇

尊敬的校長,

老師們,同學們:

今天外邊下著大雪,天氣嚴寒,但是我的心是熱的。我早已盼望在劍橋同老師、同學們見面,互相交流。現在正是金融危機的嚴冬季節,但是我看到年輕人,仿佛看到了春天,看到了光明和未來。因為我堅信,知識的力量,年輕人的勇氣,是可以改變人的命運、國家的命運、整個世界的命運。一篇好的演講應該是不加修飾的。用心說話,講真話,這就是演講的實質。我希望我的演講能夠給老師、同學們思想以啟迪。你們能夠記住其中一兩句話,那我也就滿足了。

到高等學府,我的心裡總是充滿敬意。這種心情是由於我對知識、對老師、對學校的尊敬。所以,我方才深深地給校長、給老師們鞠個躬,那不是禮節,而是一個學生對待校長和老師應盡的禮貌。

來到嚮往已久的劍橋大學,非常高興。劍橋舉世聞名,培養出牛頓、達爾文、培根等許多傑出的科學家、思想家,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今年是劍橋建校800周年,我謹致以熱烈祝賀!首先,我向劍橋大學贈送“中華數書苑”,其中收錄了中國出版的20萬種電子圖書,涉及中國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等各個領域,大家可以從中更多地了解中國。

這是我第四次訪問英國。中英相距遙遠,但兩國人民的友好交往不斷增多。香港問題的圓滿解決,經貿、文教、科技等領域的有效合作,為發展中英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奠定了堅實基礎。在此,我向長期致力於中英友好的朋友們表示崇高的敬意!

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用發展的眼光看中國。

我深深愛著的祖國——古老而又年輕。

說她古老,她是一個有著數千年文明史的東方大國。中華民族以自己的勤勞和智慧,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對人類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

說她年輕,新中國成立才60年,改革開放才30年。中國人民經過長期不懈的鬥爭建立了新中國,又經過艱苦的探索,終於找到了適合國情的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文明古國煥發了青春活力。

中國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最根本、最具有長遠意義的是體制創新。我們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政府的巨觀調控下,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我們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把發展民主和完善法制結合起來,實行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改革開放的實質,就是堅持以人為本,通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在公正的條件下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就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讓國家政通人和、興旺發達;就是維護人的尊嚴和自由,讓每個人的智慧和力量得以迸發,成功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

30年來,中國貧困人口減少了2億多,人均壽命提高了5歲,8300萬殘疾人得到政府和社會的特殊關愛,這是中國保障人權的光輝業績。九年免費義務教育的推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使學有所教、病有所醫、老有所養的理想,正在變為現實。

我願借用兩句唐詩形容中國的現狀:“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中國人正在努力實現現代化,這是一個古而又新的發展中大國進行的一場偉大實踐。掌握了自己命運的中國人民,對未來充滿信心!

我深深愛著的祖國——歷經磨難而又自強不息。

我年輕時曾長期工作在中國的西北地區。在那浩瀚的沙漠中,生長著一種稀有的樹種,叫胡楊。它紮根地下50多米,抗乾旱、鬥風沙、耐鹽鹼,生命力極其頑強。它“生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一千年不朽”,世人稱為英雄樹。我非常喜歡胡楊,它是中華民族堅韌不拔精神的象徵。

千百年來,中華民族一次次戰勝了天災人禍,渡過了急流險灘,昂首挺胸地走到今天。深重的災難,鑄就了她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品格。中華民族的歷史證明了一個真理:一個民族在災難中失去的,必將從民族的進步中得到補償。

此時此刻,我不禁想起在汶川地震災區的親身經歷。去年5月,四川汶川發生震驚世界的特大地震,北川中學被夷為平地,孩子傷亡慘重。可是,時隔10天,當我第二次來到這裡時,鄉親們已在廢墟上搭起了板房教室,校園裡又迴蕩著孩子們朗朗的讀書聲。當時我在黑板上,給同學們寫下了“多難興邦”幾個。地震發生以來,我7次到汶川災區,碰到這樣感人的事跡不勝枚舉。我為我們中華民族這種愈挫愈奮的精神深深感動。這種偉大的精神,正是我們的民族飽經憂患而愈益堅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艱苦奮鬥,中國有了比較大的發展,經濟總量躍居世界前列,但我們仍然是一個開發中國家,同已開發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人口多,底子薄,發展不平衡,這種基本國情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變。中國的人均gdp水平,排在世界100位之後,僅為英國的十八分之一。到過中國旅遊的朋友,你們所看到的城市是現代的,而我們的農村還比較落後。

到本世紀中葉,中國要基本實現現代化,面臨三大歷史任務:既要努力實現歐洲早已完成的工業化,又要追趕新科技革命的浪潮;既要不斷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又要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既要實現國內的可持續發展,又要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中國要趕上已開發國家水平,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還會遇到許多艱難險阻。但是,任何困難都阻擋不住中國人民前進的步伐,只要我們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中國現代化的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

我深深愛著的祖國——珍視傳統而又開放兼容。

中華傳統文化底蘊深厚、博大精深。“和”在中國古代歷史上被奉為最高價值,是中華文化的精髓。中國古老的經典——《尚書》就提出“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的理想,主張人民和睦相處,國家友好往來。

“和為貴”的文化傳統,哺育了中華民族寬廣博大的胸懷。我們的民族,既能像大地承載萬物一樣,寬厚包容;又能像蒼天剛健運行一樣,彰顯正義。

15世紀,中國著名航海家鄭和七下西洋,到過三十幾個國家。他帶去了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還幫助沿途有的國家剿滅海盜,真正做到了播仁愛於友邦。

國強必霸,不適合中國。稱霸,既有悖於我們的文化傳統,也違背中國人民意志。中國的發展不損害任何人,也不威脅任何人。中國要做和平的大國、學習的大國、合作的大國,致力於建設一個和諧的世界。

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文化,需要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和相互學習。今天的中國,有3億人在學英語,有100多萬青年人在國外留學。我們的電視、廣播、出版等新聞傳媒,天天都在介紹世界各地的文化藝術。正因為我們善於在交流中學習,在借鑑中收穫,才有今天中國的繁榮和進步。

進入21世紀,經濟全球化、信息網路化,已經把世界連成一體,文化的發展將不再是各自封閉的,而是在相互影響中多元共存。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人類文化貢獻的大小,越來越取決於她吸收外來文化的能力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中國將永遠堅持開放兼容的方針,既珍視傳統,又博採眾長,用文明的方式、和諧的方式實現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

時事政治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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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會給中國帶來什麼

世博會既是每個時代最新文明成果和人類智慧的大匯聚,也是東道主動員全國力量,全方位展示本國社會、經濟、文化成就和發展前景的最好機會,是國力強盛的象徵和國際地位提升的重要標誌,因此一直為世界各國爭相舉辦。但世博會長期囿於少數已開發國家,中國贏得XX年世博會主辦權是151年以來開發中國家的第一次。XX年世博會的主辦權的成功,是全世界對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認可,是對中國經濟實力的認可,也必將對中國社會全面進步、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

剛剛勝利閉幕的黨的“xx大”提出,在未來20年中,我國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在這段征程中,XX年北京奧運會和XX年上海世博會將發揮“中途加油站”的重要作用。

不可否認的是,世博會在我國老百姓中的知名度不及奧運會。但是,世博會對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不亞於奧運會。

在國際上,素有“經濟、文化、科技領域奧林匹克”之稱的世博會,同奧運會一起,被譽為全球兩大頂級盛會。有數據預測,在籌備和舉辦奧運會期間,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拉動將達到每年0.3%左右。

根據規劃,上海用於世博會園區建設的直接投資額將達到30億美元,而由此帶動的產業結構調整、交通、商業、舊區改造等延伸領域投資約是直接投資的5至10倍。同時,世博會的需求將催生一大批中外合資的融資、商業、旅遊、管理以及法律諮詢等專業服務公司,海內外客商參與的市場空間非常大。

有人曾測算,北京申奧成功後,預計在未來幾年中,我國將因此新增200萬個就業崗位,經濟成長速度每年將額外增加0.3%。而上海世博會會期長達半年,人數更可能打破歷史紀錄。

據權威部門測算,如果XX年在上海舉辦世博會,參觀者將超過7000萬,有望創下世博會歷史的最高紀錄。有關專家認為,如果上海世博會門票價格為170元人民幣,購票遊客為4300萬人次,則門票收入將達73.1億元人民幣;如果參加世博會人數中有60%在會場內用餐一次,以平均每人消費30元計,則餐飲收入為7.8億元人民幣;估計參觀者90%會在會場內飲用飲料,以平均每人消費10元計算,飲料費收入為3.9億元人民幣;估計30%的參觀者會在會場內購買旅遊紀念品,以平均每人消費30元計,紀念品銷售額達3.9億元。綜合各項,世博會門票、餐飲、旅遊紀念品等的直接銷售收入將接近90億元。

世博會將為“旅遊消費鏈”的形成推波助瀾,對旅遊及相關行業起到巨大拉動作用。據世界旅遊組織測算,旅遊每增長直接收入1元,相關行業的收入就能增長4.3元。

而且,除了直接、間接收益外,世博會還將給上海帶來持續的無法計算的後續效益。這可以參照歷史上的經驗:艾菲爾鐵塔是1889年世博會給巴黎留下的“搖錢樹”,讓法國相關行業受益無窮。上海位於長江入海口,世博會的舉辦必將產生顯著的周邊聯動效應,輻射華東,甚至帶動全國經濟的發展,這方面的價值將難以估算。

世界博覽會為什麼備受關注

中國國務院總理說,世界博覽會是展示世界文明發展最新成果的盛會。通過舉辦世界博覽會,可展示人類在某一個或多個領域中,在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舉辦世博會的目的往往是為了慶祝重大的歷史事件或某個國家、地區的重要紀念活動,以展示人類在某一領域中,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因此,世博會一直是世界各大國爭相承辦的大型國際活動。自英國首屆世博會以來,國際大都市一直熱衷於舉辦世博會。1851年的倫敦博覽會站在歐洲工業時代即將到來的最前沿;1893年的芝加哥博覽會宣告美國登上世界舞台;19XX年的巴黎博覽會將目光聚集在新世紀;1958年的布魯塞爾博覽會標誌著戰後重建進入佳境;1970年的大阪博覽會顯示戰後日本的日益強大。

事實上,許許多多的對世界發展起到巨大推動作用的科學技術產品均是在世博會展出後迅速推廣的:

1851年,首屆博覽會中,展出了英國工業革命所產生的經濟成就和參展國家先進的工業品,如左輪手槍、自動鏈式精紡機、大功率蒸汽機、軌道蒸汽牽引機、高速汽輪船、起重機以及先進的煉鋼法、隧道和橋樑等模型;

1855年,巴黎世博會展出了混凝土、鋼製品、鋁製品和橡膠等;

1862年的倫敦博覽會展出了新的工業產品——縫紉機、印刷機和火車;

1873年的維也納博覽會首次展示了電動馬達;

1876年,美國費城博覽會上,大量的美國技術展現在歐洲人面前,有收割機、打機、電話、冰庫車,還有由同一條電線同步拍發兩項訊息的雙重電報機;

1878年,巴黎世界博覽會展出了貝爾的電話、愛迪生的留聲機、冷凍船等劃時代的發明;

1889年,巴黎世博會主題塔著名的艾菲爾鐵塔,至今成為法國和巴黎乃至世界的象徵;

1893年,芝加哥世博會上,電的發明和套用,使其成為此屆世博會中最耀眼的“明星”:首次使用交流發電系統,並用玻璃管吹制出母和圖形形狀,霓虹照亮巴黎夜空;

1939年美國紐約世博會上,磁帶錄音機、電視機、尼龍、塑膠製品等嶄露頭角;

1958年,二戰後的第一次世博會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辦。博覽會的中心飾物是一個巨大的原子結構模型。它象徵著人類安全、和平地套用原子能;

1962年,美國西雅圖世博會上,首次展出了太空飛行器,表明人類已經能夠藉助高科技的威力進入宇宙;

1964年,美國紐約再次舉辦世博會,博覽會展示了複合螢幕、座椅連動式影像式娛樂、伏茲鏡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展示了可口可樂和“迪斯尼”主題公園;

1970年,日本大阪世界博覽會上,美國館展出了“月亮上的石頭”,此次博覽會也讓日本第一次以世界已開發國家的形象呈現在世人面前;

XX年,漢諾瓦世博會時,漢諾瓦市進行了isdn(綜合業務數網)網路建設,使其成為信息流和快速交通流的交匯點……

同樣,XX年世界博覽會在中國舉辦不但說明了我國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為世人所注目,也預示著我們正在偉大民族復興的道路上大踏步前進。

當年父輩被瓜分 今日成了東道主

和許多開發中國家一樣,中國人對世博會既熟悉又陌生。中國參與世博會始於晚清。1866年,總理衙門首度受邀參加法國巴黎博覽會,但置之未理。清政府一向以“天朝”自居,對出洋參賽並不重視,目之為賽珍耀奇、無益之舉。把“世博會”譯為“賽奇會”、“炫奇會”、“聚珍會”、“聚寶會”等,隱然含有“奇技淫巧”的鄙薄之意;

1873年,維也納世界博覽會上,代表中國人去觀摩的卻是一個叫包臘的英國人。他是由當時清朝的“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委派的。中國的參展方式本身成為“賽奇會”的一“奇”;

1876年,美國費城世博會,中國政府第一次派中國工商業代表李圭一人參加;

1915年,中國參加了巴拿馬世博會,有張小泉剪刀、西鳳酒、茅台酒、魏氏風箏、茅台酒等傳統手工藝品獲獎,被人譏笑稱:中國除了這些東西外,沒別的了;

新中國成立後,直到1982年美國諾克斯威廉世界博覽會,中國才返回世界博覽會。

1982年5月1日,“能源”專業世博會在美國田納西州諾克斯維爾市舉行。中國館首次登上世博會的舞台,成為世博會新的亮點。展覽期間,中國館內經常觀眾如潮。—群來自台灣的學生在參觀後即興賦詩一首:“當年父輩似瓜分,信斷依稀兩不聞,今日吾輩重集會,正如龍虎會風雲”。

此後,歷屆世博會的組織者都邀請我國參加。世博會成為我國展示綜合國力、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以及未來發展前景的重要視窗。截至XX年底,我國共參加了10次世界博覽會,並贏得較高聲譽;

1992年,在西班牙塞維亞世博會上,中國館展出的現代高科技成就、園林建築藝術和手工藝品,以其新穎、豐富的內容和獨特的設計被評為“五星級展館”;

1993年,在韓國大田世博會上,中國館展示了中國古代和現代航天科技、三峽水利工程等,並被評為5大最佳展館之一;

1998年,在葡萄牙里斯本世博會上,中國館展出海洋開發和利用、火箭模擬發射衛星表演和環幕電影館等具有國際尖端技術的科技產品……

“當年父輩似瓜分”,今日成了東道主,世界博覽會中的中國歷史,見證出中國從封閉走向接受,從自固走向共同,從衰落走向復興的曲折。

關於時事的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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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醉酒駕車撞死人的事件真的越來越多,還是“後胡斌飆車案”語境下媒體對此類案件報導增多,讓人產生這類事故越來越多的感覺。新近,杭州又發生了一起酒後駕車撞死人的悲劇。8月4日晚,魏某酒後駕駛保時捷越野車,撞死橫穿馬路的女子馬芳芳。

跟同城的胡斌案一樣,駕車者身份再次成為輿論關注焦點。媒體報導強調,今年29歲的魏某是杭州某公司的市場部經理,車主系其父,也是該公司法人代表兼董事長——新聞這樣交代並沒有問題,但我不喜歡某些媒體刻意在大標題中強調“杭州保時捷撞死人案司機父親為董事長”。像在胡斌案中刻意強調胡斌的富二代身份一樣,這是在迎合社會的某種情緒,渲染社會的斷裂,並營造一種對抗的氛圍,把一場酒後駕車引發的交通事故,描述成一場貧富對抗、強弱對立、社會斷裂的標誌事件。

這樣的渲染是很可怕的。在胡斌案中就表現得淋漓盡致,回想一下當初某些媒體的標題:富二代闊少飆車撞死大學生 ——這多么讓人血脈賁張,多么讓人憤怒,多么強烈地刺激著公眾本就脆弱而敏感的貧富神經,在斑馬線上營造了一種多么可怕的貧富對抗、強弱對立場景。可實際上,傷亡者譚卓早已畢業工作多年,而胡斌才是杭州某大學的在讀大學生。如果根據實際身份把這樣的描述轉換為“在讀大學生開車撞死公司白領”,輿論肯定又是另外一種反應和情緒,可見這種身份標籤的悖謬。

顯然,一些媒體之所以那樣描述,是迎合輿論中部分人對貧富差距的受害想像,在利用這種情緒進行炒作。“杭州保時捷撞死人案司機父親為董事長”也是如此,看似在陳述一個事實,實際是在刻意強化那種“富二代沒幾個好東西”、“富人為富不仁欺壓良民”的輿論偏見,傳播“醉酒駕車者都是富人”、“強者肆無忌憚欺凌弱者”的仇恨印象。

醉酒駕車的多是富家子弟,這其實是媒體對身份的選擇性強調營造出的一種幻覺。據有關部門統計,近年來我國每年死於車禍的人數高達10萬左右,其中相當部分是“酒精”所致。中國每年由於酒後駕車而引發的交通事故多達數萬起,數以萬計的家庭因為交通事故而支離破碎。另有數據統計,從1994年到XX年,全國因酒後駕車而導致的死亡人數平均每年以 7.3%的速度增長——不知有些媒體有沒有深思過,每年數萬起的酒後駕車案中有多少富人作的孽,多少是富二代飆車引致,多少是寶馬闖的禍?

不說遠的,就說近來各地發生的幾起酒後或醉酒駕車撞死人的事故吧。成都那起醉酒駕車釀成4死1重傷的驚天血案,司機孫偉銘只是成都某技術公司一名普通員工,開的也不是名車。廣州中山一路“5·15”造成3人死亡的特大車禍,醉酒駕車的司機梁某是一個普通人。嘉興中院近來審理了一起案件,從安徽老家到嘉興打工的高某,酒後駕車撞死了自己的妻子……在這樣的案件中,媒體從來不會強調肇事者的身份,因為那樣的身份沒有“新聞性”。而一旦是個富人或富二代,身份就會在新聞標題中被強化,於是留下“富人名車草菅人命”的印象。毋庸諱言,公眾情感因為這樣對貧富身份的刻意渲染而進一步被撕裂,正像在胡斌案中所顯現的那樣:既干擾了司法獨立,又撕裂了社會情感。

很明顯,醉酒駕車並不是哪個階層的原罪,不是專屬哪個群體的罪惡標籤,而是一種普遍性、平均分布的罪惡,人人都可能醉酒,人人都可能開車,人人醉酒開車都會危及交通安全。醉酒駕車只是一種醉酒者對法律的侵犯,對公共安全的危害,是醉酒駕車者與社會的矛盾,而不是富人與窮人的矛盾。公眾的敵人是肆意踐踏法律的醉酒駕車者,而不是富人,只不過有時碰巧是一個富二代而已。

確實,改革轉型期的中國,貧富差距拉大是一個現實,貧富對立導致的許多問題也客觀存在。但負責任的媒體應報導真相,以客觀的輿論監督消弭這種斷裂,理性地引導公眾情緒,而不是利用這種情緒進行炒作,惟恐對富人的仇視情緒還不夠,為這種情緒推波助瀾火上澆油。評論者更要有一顆仁心,更要把尊重規則置於首位,獨立、客觀、理性地進行判斷,而不是被怒氣沖沖、情緒化的輿論所引導,迎合那種非理性的情緒。貧富差距的問題需要我們共同去解決,而不是人為地渲染。

最後回到保時捷撞死人事件上來,需要輿論聚焦的是如何以嚴刑峻法遏制頻發的酒後駕車,嚴懲那些踐踏規則者,而不是在撞人者身份上炒作和起鬨。這是公眾與醉駕者的對立,而不是窮人與富人的對立。渲染那種與事件無關的情緒,只會轉移對真問題的關注。

假如火車丟鑰匙事件發生在烏魯木齊 盛大林 3日,載有526名乘客的d175次列車準備從天津站出發時,司乘人員發現鑰匙丟失了。這列動車是剛從瀋陽開到天津的,需要調頭再開回瀋陽,但在交接班後司機發現鑰匙不見了。列車通過廣播動員車上乘客幫忙尋找,司乘人員也拿著手電筒逐個車廂搜尋,但都一無所獲。在滿車尋找鑰匙無果的情況下,只好通過京津城際從北京調來了備用鑰匙,列車在晚點了2個小時後才重新啟動。(據8月4日《今晚報》) 剛剛交接完畢,鑰匙不翼而飛,竟然讓數百名乘客幫忙,最終不得不從北京送來備用鑰匙。想想當時那全員行動、地毯式搜尋鑰匙的場面,真讓人哭笑不得。慶幸的是,天津與北京遲尺之遙,鑰匙很快就送過來了——這不禁讓人聯想:要是“火車丟鑰匙”發生在距京數千里之外的烏魯木齊,如何是好呢? 這是鐵路上近一個多月時間發生的至少第四起事故了。7月29日,一列火車在焦柳線上脫軌,造成5死50傷;7月27日,一列火車在蘭新線烏鞘嶺隧道內起火,1700多名乘員徒步摸黑逃生;6月29日,兩列火車在湖南郴州站相撞,造成3死63傷。如果把去年4月發生在膠濟鐵路上的列車相接事件,鐵路上的安全事故更加觸目驚心。 也許有人認為,不能把“火車丟鑰匙”與上述幾起事故相提並論,因為那幾起都導致了人員死傷等非常嚴重的後果,而丟鑰匙只是讓火車晚點了兩個小時而已。單從後果來看,情況確實如此;但就起因而論,卻是禍出一源。膠濟線的相撞主要是超速引起的,郴州站的相撞是“人為疏忽”引起的,焦柳線“山體滑坡掩埋鐵路”導致脫軌的深層原因還是相關的應急機制不健全,而蘭新線起火事件至今無調查結果本身就能反應出一些問題……說到底,這些事故的發生都與“管理混亂”存在一定的關係——而交接中丟鑰匙不也是“管理混亂”的表現嗎? 每一次事故發生後,鐵道部門都表示,要查擺原因、總結教訓、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然而,人們看到的事實是,安全事故不斷沒有減少,甚至有不斷增多的趨勢;與此同時,以前因重大事故而被免職的幹部紛紛易地“復出”甚至得到提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因再次超速而被免職的原濟南鐵路局局長耿志修出任鐵道部安全總監之後,鐵路上的事故發生得更頻繁了,真不知道他這個“安全總監”是怎么做的,更不知道鐵道部為什麼讓他這個因安全事故而掛冠的人當“安全總監”。 “火車丟鑰匙”雖然只是小事故,但也反應出了大問題。鐵道部門應該像對待那幾起重大事故一樣對待它,並以這些事故為教訓,狠抓內部管理,增強安全意識,從而避免類似事故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