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大學中葡翻譯學士、中文法學士、葡文法律碩士研究生
一、引言
刑事訴訟法主要有三個目的：體現公正及發現事實真相、保護人的基本權利，以及重建法律上的安定〔1〕。經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日第1/97號憲法性法律修正的《葡萄牙共和國憲法》，於第三十二條第一款明文確定抗訴權作為刑事訴訟程式中的一項辯護保障〔2〕，但由於澳門主權的移交，該項基本法律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停止在澳門生效，因此，我們希望能藉助《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繼續這保障。然而，在《基本法》內我們似乎找不到任何條文直接規定抗訴權作為針對有罪刑事判決的基本權利。但是，《基本法》第四十條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澳門的有關規定繼續生效，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亦確認抗訴權，其第十四條第五款規定：“凡被判定有罪者，應有權由一個較高級法庭對其定罪及刑罰依法進行複審”。此外，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五十條第一款：“除法律規定之例外情況外，嫌犯在訴訟程式中任何階段內特別享有下列權利：
ａ）在作出直接與其有關之訴訟行為時在場；
ｂ）在法官應作出裁判而裁判系對其本人造成影響時，由法官聽取陳述；
ｃ）不回答由任何實體就對其歸責之事實所提出之問題，以及就其所作、與該等事實有關之聲明之內容所提出之問題；
ｄ）選任辯護人，或向法官請求為其指定辯護人；
ｅ）在一切有其參與之訴訟行為中由辯護人援助；如已被拘留，則有權與辯護人聯絡，即使屬私下之聯絡；
ｆ）介入偵查及預審，並提供證據及聲請採取其認為必需之措施；
ｇ）獲司法當局或刑事警察機關告知其享有之權利，而該等機關係嫌犯必須向其報到者；
ｈ）依法就對其不利之裁判提起抗訴。”
該法典第三百八十九條亦規定：“對法律無規定為不可抗訴之合議庭裁判、判決及批示，得提起抗訴。”
由此我們可以肯定，被確立的除有抗訴權外，還有可提起抗訴原則。
二、澳門刑事訴訟事宜的法淵源
基本上，澳門的刑事訴訟法律有兩個淵源：一九九六年《澳門刑事訴訟法典》〔3〕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前者是基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澳門全面行使主權，在過渡期問題上對法律體系進行本地化的成果，其目的是為澳門提供因應其特色的合時及適當的法律工具，卻不失其大陸法系的特點。後者是在法律範疇內對“一國兩制”原則的體現及保障，亦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律，規範以保護人的尊嚴、尊重人民意願、保障公民權利，及以自由主義作為社會基礎的民主體系。
須注意一點，隨著澳門主權移交，在普通法例方面引入若干修改，使其與《基本法》接軌是很自然的，這樣的立法修改無可避免地牽涉到澳門的司法組織領域及刑事訴訟法領域。為此，本人認為有須要簡介一下新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組織綱要法》（第9/1999號法律）當中，對本文主題的探討至為重要的某些方面。
《司法組織綱要法》第一條第一款確認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第十七條則規定：“為著對法院裁判提起抗訴之目的，法院分為若干等級。”該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還規定，（《基本法》第八十四條所規定的）終審法院為法院等級中的最高機關，有許可權“審判對中級法院作為第二審級所作的屬刑事的合議庭裁判提起抗訴的案件，只要依據訴訟法律的規定，對該合議庭裁判系可提出爭執者”〔第四十四條第二款（三）項〕。第七十三條對《澳門刑事訴訟法典》關於抗訴的規定作出了重要修改
“第三百九十條
（不得提起抗訴之裁判）
一、對下列裁判不得提起抗訴：
ａ） …………
ｂ） …………
ｃ） …………
ｄ） 由中級法院在抗訴中宣示之非終止案件之合議庭裁判；
ｅ） 由中級法院在抗訴中確認初級法院裁判而宣示無罪的合議庭裁判；
ｆ） 由中級法院在刑事抗訴案件中就可科處罰金或八年以下徒刑所宣示之合議庭裁判，即使屬違法行為之競合之情況亦然；
ｇ） 由中級法院在抗訴中確認初級法院就可科處十年以下徒刑的刑事案件所作的裁判而宣示的有罪合議庭裁判，即使屬違法行為的競合的情況亦然；
ｈ） 屬法律規定的其它裁判。
二、…………
第四百一十九條
（抗訴的依據）
一、在同一法律範圍內，如終審法院就同一法律問題，以互相對立的解決辦法為基礎宣示兩個合議庭裁判，則檢察院、嫌犯、輔助人或民事當事人得對最後宣示的合議庭裁判提起抗訴，以統一司法見解。
二、如中級法院所宣示的合議庭裁判與同一法院或終審法院的另一合議庭裁判互相對立，且不得提起平常抗訴，則得根據上款的規定提起抗訴，但當該合議庭裁判所載的指引跟終審法院先前所定出的司法見解一致時除外。
三、在該兩個合議庭裁判宣示之間的時間內，如無出現直接或間接影響受爭論法律問題的解決的法律變更，則該等合議庭裁判視為在同一法律範圍內宣示。
四、僅得以先前已確定的合議庭裁判作為抗訴的依據。
第四百二十二條
（檢閱及初步審查）
一、卷宗經終審法院接收後須送交檢察院，其於五日內檢閱之，隨後須送交裁判書製作人，其於八日內作初步審查。
二、裁判書製作人得命令抗訴人遞交與抗訴所針對的合議庭裁判互相對立的合議庭裁判的證明。
三、在初步審查中，裁判書製作人須審查抗訴可否受理及抗訴的制度，以及該等已作的合議庭裁判之間是否存在對立情況。
四、初步審查進行後，卷宗須連同合議庭裁判書草案一併送交其餘法官，其於五日內檢閱之，隨後須送交舉行首次會議的評議會。
第四百二十三條
（評議會）
一、如出現使抗訴不可受理的理由，或得出的結論系認為已作的合議庭裁判之間無對立情況，則駁回抗訴；如結論認為有對立情況，則抗訴程式繼續進行。
二、上款所指的決定系由有關法院的三名法官在評議會中作出。
第四百二十四條
（審判的預備）
一、如抗訴程式繼續進行，須通知有利害關係的訴訟主體在十五日期間內以書面提出陳述。
二、有利害關係的訴訟主體須在陳述中作出結論，指出應以何種意思定出司法見解。
三、陳述書附於卷宗，或陳述書呈交期間屆滿後，卷宗須送交裁判書製作人，以便其在二十日內進行有關工作，隨後須連同合議庭裁判書草案一併送交終審法院院長及其餘法官，以便根據《司法組織綱要法》第四十六條第二款所指的組成方式在十日內同時進行檢閱。
四、檢閱的期間屆滿後，終審法院院長命令將卷宗登記於表上。
第四百二十五條
（審判）
一、審判系由終審法院根據《司法組織綱要法》第四十六條第二款所指的組成方式作出。
二、相應適用第三百九十九條的規定，即使抗訴系由檢察院或輔助人提起，但檢察院或輔助人在宣示抗訴所針對的裁判的訴訟程式中曾提起對嫌犯不利的抗訴者除外。
第四百二十六條
（合議庭裁判書的公布）
一、合議庭裁判書須立即公布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二、終審法院院長須將合議庭裁判書的副本，連同檢察院的陳述書，一併送交行政長官。
第四百二十七條
（裁判的效力）
一、解決衝突的裁判對提起抗訴所針對的訴訟程式產生效力，並構成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具強制性的司法見解，但不影響第四百二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的適用。
二、終審法院按情況而定更正抗訴所針對的裁判或移送有關卷宗。
第四百二十九條
（為法律一致性的利益而提起的抗訴）
一、為定出司法見解，檢察長得決定對確定生效已超逾三十日的裁判提起抗訴。
二、凡有理由相信所定出的司法見解已不合時宜，檢察長得對定出該司法見解的合議庭裁判提起抗訴，以便對之進行複查；檢察長在其陳述中須指出有關理由，以及應以何種意思變更該先前定出的司法見解。
三、在以上兩款所規定的情況下，解決衝突的裁判對提起抗訴所針對的訴訟程式不產生效力。”
三、刑事抗訴制度
為了更好地探討有關問題，讓我們首先將一九二九年《刑事訴訟法典》與一九九六年《澳門刑事訴訟法典》兩者當中的刑事抗訴制度作一簡單比較。
在一九九六年法典之前的數十年間，刑事抗訴並沒有成為學說焦點，這是因為一九二九年法典將問題簡化，刑事訴訟程式中的抗訴就如在民事上的抗告一樣被提起、進行及審判。
從體系的角度看，舊法典不僅將平常抗訴和向抗訴法庭提起的抗訴置於同一編內，而且將再審自動登記，並正如上文提過，將其大部分規定歸入民事訴訟法。不同的是，一九九六年法典〔4〕則把平常抗訴與非常抗訴相區分，並在非常抗訴中加入為定出司法見解而提起的抗訴，以及再審，且各自賦予獨立制度。
由此我們可以斷言，兩部法典的第一個分別，是新法典被賦予獨立於民事訴訟程式的抗訴體系。
事實上，刑事抗訴最終只須遵守自身原則、擁有獨立的規範結構，除非當類推適用一九九六年《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的其它規定亦未能填補漏洞（法典第四條）時，就要尋找《民事訴訟法典》中一些繼續適用的規範細節〔5〕，如此結束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近百年的重迭狀況。
其次，得承認現行法典除了革新性外，還保留了大部分的原有規定，例如：可抗訴的裁判、抗訴上呈的規則及時間、抗訴的效力及再審抗訴的依據，遵從司法見解的思想及試圖與可能及可行的範圍相協調〔6〕。在此情況下，利用一九二九年法典的抗訴制度所採用的是同一種抗訴（民事上的抗告）提供的便利，規定了單一程式（雖然上級法院可以有多種承擔審理權的方式〔7〕），從而減少了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之間，尤其是在處理過錯及人格問題上的分歧。
修改的目的，除為了取得更快捷及有效率的經濟訴訟外，亦為了保證在訴訟的第一審開始便實現真正的刑事兩審原則，並強調了法典利用此原則作為司法質素的強烈保證。然而，《刑事訴訟法典》第三百九十條經第9/1999號法律修改後，規定了刑事訴訟抗訴中的兩個審級〔8〕，因為中級法院在刑事抗訴案中就可科八年以上徒刑所宣示的合議庭裁判，得向終審法院提起抗訴；除非該等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確認第一審法院宣示的有罪裁判，在此情況下，只有在有關刑事抗訴案可科十年以上徒刑時，才可提起抗訴。
對我們探討的問題至關重要的，是抗訴的性質。事實上，只要能保障遵守辯論原則、達到重要的實時性，及確保法庭有效的合議性，向合議庭提起抗訴便成為法律上的補救措施而非司法見解的確定，對有關事實問題得以重新審議亦成為體系中一道保險閥，其有助於偵察具司法錯誤跡象的情況。
擴充的複審抗訴模式，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事實上，即使上級法院的審理權局限於法律上的事宜，只要有關瑕疵系單純出自抗訴所針對的裁判文本，或出自該文本再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抗訴亦得以下列內容為依據：
（一） 獲證明的事實上的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二）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的矛盾；
（三）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9〕
除此之外，在上述情況下，如不遵守其要件會導致無效。而該無效不應視為已獲補正者，則抗訴還得以不遵守該要件為依據〔10〕。抗訴人須明確指出成為抗訴理由的抗訴所針對裁決的瑕疵（而這些瑕疵必然地導致訴訟理由或裁判出錯），因為只有當審判的瑕疵所造成的不公正，是源於侵犯實質權利時，該不公正才顯露出來。因此，法典清楚地將抗訴定為法律上的補救措施。這就是抗訴的性質〔11〕，並顯示在法典若干規定上：
— 處分原則的適用：沒有強制性或依職權提起的平常抗訴，抗訴的標的由提出申訴的請求定出；
— 如抗訴所針對的部分，可與未被抗訴的部分分開，且對之可作出獨立的審查及裁判，則抗訴範圍得僅限於有關裁判的一部分。為著此效力，裁判中下列部分尤屬獨立部分：
（一） 相對於民事部分的刑事部分；
（二） 屬犯罪競合者，關於每一犯罪的部分；
（三） 屬單一犯罪者，相對於確定製裁問題部分的罪過問題部分；
（四） 在確定製裁的問題中關於每一刑罰或保全處分的部分〔12〕。
處分原則的適用，不代表中級法院〔13〕沒有義務於抗訴理由成立時，定出法律對於抗訴所針對的裁判整體所規定的後果〔14〕；
— 禁止上級法院作不利益變更：對於就終局裁判僅由嫌犯提起的抗訴，或檢察院專為嫌犯利益而提起的抗訴，又或嫌犯及檢察院專為前者利益而提起的抗訴，接收抗訴的法院不得在種類及份量上變更載於抗訴所針對的裁判內的制裁，使任何嫌犯受損害，即使其非為抗訴的嫌犯（第三百九十九條第一款）〔15〕。
與此同時，源於處分原則的放棄抗訴及撤回抗訴，亦傾向於抗訴概念作為法律上的補救措施。
事實上，第四百零五條賦予檢察院、嫌犯、輔助人及民事當事人權能，在將卷宗送交裁判書製作人以作初步審查前，透過聲請或卷宗內的書錄，撤回已提起的抗訴。
在審判中，如沒有作出須將證據載於記錄的聲明，則相當於放棄對事實上的事宜的抗訴，但不影響前述的審理權〔16〕。
但立法者亦意識到，很多時候抗訴的目的並不是要一個最佳公正，相反是要將之推遲。因此立法者規定了若干規則以增加所謂的訴訟忠誠原則〔17〕。
抗訴人須承擔嚴格的抗訴理由闡述責任，如涉及法律上的事宜，則還須指出下列內容，否則駁回抗訴：所違反的法律規定；抗訴人認為抗訴所針對的法院對每一規定所解釋的意思，或以何意思適用該規定，以及其認為該規定應以何意思解釋或適用；如在決定適用的規定上存有錯誤，則指出抗訴人認為應適用的法律規定（《刑事訴訟法典》第四百零二條第二款）。
然而，另一方面，抗訴的裁判書製作人在聽證中須以抗訴標的之摘要闡述引入辯論，在該闡述中，須指出法院認為值得特別審查的問題（法典第四百一十四條第一款）。
因此，抗訴人須嚴謹擬定給法院的請求，而法院須利用聽證指出特別構成辯論理由的事宜。
可是，若不處分可能使刑事抗訴的制度與性質改變的偏離，該態度便無效果。正因這樣，創立了駁回抗訴的制度。
一九九六年《刑事訴訟法典》在不同的兩個方面設定了駁回抗訴的可能性：
— 一個可稱之為“形式”上的駁回，是指不符合第四百零二條第二款所規定的要件或根據第四百一十條第一款第一部分規定欠缺理由闡述。
正如之前所述，為了抗訴得到審理，抗訴人須列出抗訴依據及結論，結論除了限制抗訴的標的，在限於法律上的事宜的抗訴中，亦應就指明抗訴所依據的被違反的法律方面，遵守某些要件。
基於上文已提過的中級法院的職能及抗訴作為法律上的補救措施的性質，只有藉著理由闡述及結論，才能有效地確定抗訴標的，以便容許限制中級法院的審理〔18〕。
— 另一個可稱之為“實體駁回”，是指理由明顯不成立。與形式上的駁回不同，在實體駁回中，已審議了實體問題。事實上，法院除了得出抗訴理由不成立及須審查實體問題的結論外，還得出該理由不成立是清楚及明顯的結論，且經過法官一致性表決，這已足夠保障求諸司法及訴諸法院的權利，以及在刑事上的抗訴權得到尊重。
只是，實體問題的審議在一個比一般抗訴程式簡化得多的程式下進行。
事實上，倘裁判書製作人在初步審查中，依職權或面對當事人或檢察院之前所提出的問題，認為抗訴人明顯欠缺理由，且不須透過書面陳述進行更詳細的法律辯論的聽證，則將問題提交評議會（第四百零九條第二款ａ）項）。
就這樣，初步審查中出現的問題在評議會中裁判；駁回抗訴的評議必須獲全體一致通過（第四百一十條第二款）。在駁回抗訴的情況下，合議庭裁判書僅限於指明抗訴所針對的法院、認別有關訴訟程式及其主體的資料、摘要列明作出該裁判的依據（第四百一十條第三款），以及判處抗訴人繳付款項（第四百一十條第四款）。
四、結論
藉著本文，本人嘗試為澳門刑事抗訴制度繪畫簡捷的總覽。
按照figueiredo dias的理論，我們不應忘記“在科處刑罰背後，有著一般預防的填補目的，因此，在懲罰之餘謀求真相及公平”〔19〕。因此，必須完全尊重在訴訟中涉及的人的基本權利。然而，對保護基本權利的理解不應是絕對的，因為法治國亦要求“保護其體制，及保證刑事司法的有效管理，以完善實體司法”〔20〕。gomes canotilho及vital moreira所提及的“傾向於辯護”，表明訴訟程式就基本權利（訴訟程式本身，與被告的權利無關）而言，不可以中立，反而有著不可能違反的限制（一個與被告的權利無關的訴訟程式）〔21〕。
抗訴，對牽涉入訴訟程式中的人而言，是一項基本權利，無論在國內或國際上的範圍內，都受到保護。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現行刑法，就法律無規定不可抗訴的合議庭裁判、判決及批示，提供了抗訴權方面的保障，並不容許此權利被排除或其行使變得不可行。
定稿於XX年2月21日
未經作者同意，不得，不得刪改。
e-mail:[email protected]
注〔1〕jorge de figueiredo dias，《刑事訴訟法》，由maria joão antunes匯集的教材，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文章編輯部，複印本，1988/89，第3及4頁。
注〔2〕在一九九七年憲法修正前，即使關於憲法的學說及司法見解認為抗訴權的保障隱含於有關規定的文字內，但人們對抗訴權是否規定於該葡國基本法律的理解未能一致。隨著一九九七年憲法修正，衍生的憲法權力於有關條文上“包括抗訴權”，從而澄清了該狀況。
注〔3〕直至一九九六年法典生效之前，在澳門生效的刑事訴訟法例為一九二九年《刑事訴訟法典》（其在葡國已被廢止），該法典由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第19271號命令延伸適用於澳門，當中在葡國經歷過數次改革，分別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第35007號法令（由一xx九年三月四日起於澳門生效）、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第185/72號法令（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於澳門公布），以及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第605/75號法令（由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起於澳門生效）。然而，在一九七六年憲法核准之後作出的改革，尤其一九八七年的新《刑事訴訟法典》，卻未被延伸適用於澳門。
注〔4〕澳門刑事訴訟法的立法者在抗訴範疇作了很大革新，因為法典中有六十條條文是關於抗訴的：第三百八十九條至第四百四十八條──雖然即使是核准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的法規或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二日第17/96/m號法律（立法許可法），對抗訴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提及，甚至澳門立法會司法及保全委員會就法典草案的意見書中亦隻字不提對刑事裁判的申訴。
注〔5〕但是，只適用與刑事訴訟程式相協調的民事訴訟程式規定；如無此等規定，則適用刑事訴訟程式本身的一般原則──見《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四條後部分。
注〔6〕cunha rodrigues，《抗訴》，法律研究中心座談會，第三百八十五頁。
注〔7〕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組織綱要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上級法院為中級法院及終審法院。
注〔8〕此項立法修改並未影響就初級法院在刑事訴訟中所宣示的裁判，向中級法院提起擴充的複審抗訴，因為由《刑事訴訟法典》第四百條所規定的此種抗訴的依據，維持不變。
注〔9〕見一九九六年《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四百條第二款。
注〔10〕見上注第四百條第三款。
注〔11〕學說上普遍支持此論點。見cunha rodrigues，前述著作，第三百八十六頁，注3。
注〔12〕第三百九十三條，其限制了第三百九十二條第一款所確立的最廣闊範圍原則：“對一判決提起之抗訴，其效力及於該裁判之整體，但不影響下條之規定之適用。”
注〔13〕根據第1/1999號法律附屬檔案四第三點規定，凡對“高等法院”的敘述應改為中級法院。
注〔14〕見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三款，該條文似乎對於部分裁判已確定的案件，其未被抗訴的裁判部分的可執行性所固有的困難，規定了一個解除條件。
注〔15〕然而，法典規定了兩項例外情況：如嫌犯的經濟及財力狀況其間有顯著的改善，禁止並不適用於罰金的加重；對於收容保全處分的科處，亦不適用禁止。這兩項例外情況背後的原因可如此理解：第一項例外情況，是指刑罰的適度的概念，至於第二項，則為收容保全處分的非回報性質。
注〔16〕如沒聲請記錄在聽證中調查得到的證據（見《刑事訴訟法典》第三百四十五條第一款及第三百七十條第二款），則表示提前放棄對事實上的事宜的抗訴權。
注〔17〕cunha rodrigues，前述著作：“希望抗訴不會變成一個延遲公正的方式、一段有不同理解的獨腳戲，或一場博彩”。
注〔18〕見注12。
注〔19〕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前述著作，第24及25頁。
注〔20〕同上，第26頁。
注〔21〕j. j. gomes canotilho及vital moreira, 《葡萄牙共和國憲法注釋》，第三次修訂版，科英布拉出版社，1993年，第202頁。
參考書目
1.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刑事訴訟法》，由maria joão antunes匯集的教材，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文章編輯部，複印本，1988/89。
2. cunha rodrigues，《抗訴》，法律研究中心座談會。
3. j. j. gomes canotilho及vital moreira, 《葡萄牙共和國憲法注釋》，第三次修訂版，科英布拉出版社，1993年。
4. antónio malheiro de magalhães，《刑事訴訟法與憲法──刑事兩審原則》，載於《澳門公共行政雜誌》，總第四十八期，XX年。
原文曾被收入《法域縱橫》總第十三期。
一九九六年《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的刑事抗訴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