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新京報》報導，湖南省檢察院日前已正式啟動對嘉禾拆遷事件的刑事調查程式。這是繼一個多月前的行政問責之後，嘉禾事件首次正式啟動刑事問責程式。此次調查工作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其一是嘉禾縣委、縣政府原主要領導人、縣各政府職能部門負責人是否濫用職權干預司法；其二是原嘉禾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是否玩忽職守”。據悉，此案由最高人民檢察院督辦，湖南省檢察院主辦，郴州市檢察院協辦。
童大煥在7月31日《用刑事問責為嘉禾事件畫句號》一文認為，嘉禾拆遷的刑事問責，傳出了兩個重要的信號：一是司法機關努力擺脫行政干擾的信號；另一個是：對於官員的問責，黨紀政紀處分是一回事，法律問責是另一回事，二者不能互相替代。
在筆者看來，儘管刑事問責比起行政問責而言，是前進了一大步，但僅僅是刑事問責還遠遠不夠，更不可能“為嘉禾事件畫句號”。相比之下，筆者倒贊同童先生的最後一句話：“我們在表示歡迎的同時，更應該思考如何防患於未然，讓司法自始至終擺脫行政的干擾，成為獨立維護法律和社會公正與穩定的力量。”或許應該這么說，什麼時候建立了司法擺脫行政的干擾並制約行政的獨立機制，什麼時候對建立了對行政官員濫用職權干預司法進行刑事問責的常態機制，什麼時候對建立了上級司法機關和地方人大對下級司法機關的錯誤裁判和決定有效的機制，就是嘉禾事件給我們帶來的反思畫句號的時候。
首先，我們看到，刑事問責僅僅是一種事後對行政官員濫用職權干預司法造成重大後果的行為進行追究的一種措施，根本就沒有傳來“司法機關努力擺脫行政干擾的信號”，在刑事問責後，現存的司法機關人財物受地方行政機關控制的體制還在，而相比之下，事前的預防永遠要比事後的懲誡有力的多。因而，這就不能保證今後的嘉禾及其他地方的行政官員不再濫用職權干預司法，也就不能保證嘉禾拆遷的悲劇不再發生。
其次，我們看到，此次的刑事問責的背景是在媒體的大力呼籲下，在國務院的領導高度重視下，由最高人民檢察院督辦，湖南省檢察院主辦，郴州市檢察院協辦下啟動的。對於一個追究縣級的行政官員的案件來說，這樣的架勢無疑是高規格的，也是不正常的，事實上，我們還遠遠沒有形成對行政官員濫用職權干預司法進行刑事問責的常態機制，這也就難以保證今後的嘉禾及其他地方的行政官員不會心存僥倖，再利用手中的權力去干預司法，嘉禾的刑事問責也就只有個案意義。
再次，我們也看到，對於嘉禾檢察機關錯誤作出的批捕決定，是在媒體的介入下，由湖南省人民檢察院親自派人趕到嘉禾，從而糾正了當地錯誤拘留並逮捕拆遷戶的做法。我們要問，即使是嘉禾檢察機關迫於當地行政壓力，為什麼沒有一個有效機制讓上級司法機關來及時糾正下級司法機關的錯誤決定，而非得要等到高級別的司法機關在媒體的介入下，在事後來進行糾正呢？對於下級司法機關的錯誤決定，是否應該建立一個有效的機制來進行及時呢？
最後，行政問責也好，刑事問責也罷，對於下級官員和司法機關來說，不能因為執行了上級的錯誤決定或受到行政壓力而豁免，下級官員和司法機關應當執行和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而不是盲從於行政領導。事實上，原嘉禾縣城關鎮黨委書記、商貿城拆遷協調辦公室副主任雷知先，在“拆遷事件”也因為是盲目執行上級的錯誤決定受到處分。那么，我們是否也要建立對司法機關盲目執行行政決定進行行政問責和刑事問責的制度，以保證司法機關正確執行和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增強其對抗錯誤行政決定的決心與勇氣。畢竟，相對於公民的重大權益無端被剝奪來說，司法機關必須迎難而上。
因此，筆者認為，我們不要看到司法機關開始了對嘉禾的刑事問責就可以高枕無憂了，我們還應該更多關心如何從這一事件中汲取教訓，建立完善的而有效運行的機制。還是且慢“為嘉禾事件畫句號”！
通聯：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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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建章立制為嘉禾事件畫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