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對使用“職業經理人”這個名詞非常謹慎。在這個名詞暢銷之後，似乎但凡打工的只要有個職位的，都喜歡用“職業經理人”來美化一下自己。
職業一詞一說起源於西方卡爾文教派“天職”的思想，這是一個分量很重的詞。打個比方，西方如果也有諡號這個制度的話，“職業”相信是一個能讓很多勞累了一輩子的人死而瞑目的詞。各行各業、各職各崗的人職業、專業、敬業，把自己本職工作做好，往大處講，其實是西方企業競爭力、整個國家競爭力最牢固的微觀基礎。
士的精神
其實中國自古也有“職業經理人”一說，不過這個詞的表達是“士”。從士的產生上來說，春秋末期，禮崩樂壞，王官失守，一部分接受過禮樂教化的貴族沒落了，由貴族而淪為只保留貴族之名而無貴族之實的士民；另一方面，私人辦學興起，不少庶民甚至是野人、賤人有了接受禮樂教化的機會，由庶民轉變為士。子貢曾問孔子：“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孔子的回答是：“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在孔子的心目中，士的上品是內聖外王兼備的人才，既能對自己的行為懷羞恥之心，又不負重託，能擔當一方重任的人。
孟子則進一步完善了孔子的思想。孟子說過，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
總的來說，儒家所認為的“士”是以天下為己任的，並且，仁和道義是士的基本品格。士並不是生產資料的擁有者，而是“知識勞動者”――這是彼得·德魯克的語言。士是無恆產的，所以他們並不代表經濟勢力。但是孟子說“無恆產者而有恆心者，唯士為能。”究其原因，正是曾子所說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因為士具有獨立不倚的人格，堅強、果敢的品質，因為在他們身上，負有重大的歷史使命和落實這一使命所必須的艱難崎嶇的人生歷程。
對皇帝而言，士就是早期的職業經理人，或者是期望成為職業經理人的人。士一旦踏上仕途，就算是有了一個職業的平台。而為官的士，他就必須要在“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基礎上加上忠君。但從本質上講，士的價值觀還是以“天地君親師”作為排序的，對君權的忠誠是必須在符合道義的基礎上的，也就是“天地”。
每個皇朝更替的時候，我們總能看到一幫平時受氣的迂腐知識分子忽然成了殺身成仁之士。宋代，有陸游、辛棄疾之流，他們從文人變成了抗金的義士；明代，南明小朝廷和皇親貴族早已溜之大吉，顧炎武之流的文人還在那裡拚死抗爭；清代，譚嗣同完全可以溜到海外，但是卻選擇以自己的死來喚醒國人的方式。
這些士難道都只是為了忠君？或者說是受了朝廷的什麼恩惠？我看並非如此，南宋的小朝廷沒有給他們什麼恩惠，南明也沒有。但是為什麼每到緊要關頭，出頭的都是這些士而不是皇親國戚呢？報恩不是一種好的解釋，我想最好的解釋，還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士的精神。
推動中國歷史進步的一直是士的精神，清入關之後，遇到最頑強的抵抗不是明朝的軍隊，而是江南士人集結的抗清武裝。這種士的精神，他們並不會因為皇帝的昏庸、朝廷的腐敗而消失，他們並不完全是建立在忠君的立場上的，士的精神在於捍衛文化所賦予一個知識分子的維護傳統的精神力量，在於不向政治勢力屈服，在於捍衛自己的精神信仰。
職業經理人的使命
職業經理人實質上應該是一種士在當代社會的延續和士的精神在當代社會的思想傳承。因為從本質上講，他們至少有三點是相似的。首先，士和職業經理人都受過良好的教育，而正是教育讓他們不僅僅是個“物質人”，他們更看重精神和道德層面的歸屬；其次，他們都不是生產資料的完全擁有者，他們唯一擁有的是知識，但是這樣說也不全對，因為知識本身就是資本，所以他們也擁有生產資料，而另一個主體――組織――也擁有生產資料，兩者需要互補；再則，在士和職業經理人的價值觀排序中，“君”或者組織（公司）的排序也都不是第一位的，尤其對職業經理人而言，“專業”、“自我價值的實現”、“機會”遠超過對公司的忠誠。
儘管現今的企業不斷地在向職業經理人灌輸“與公司共命運”、“這是你的船”之類無條件忠於公司的思想，但是這些灌輸基本都沒有什麼效果。為什麼薪水再也不能換來以往的忠誠了呢？就在並不很久的以前，我們討論的是“勞動”，而現在討論的是“人力資源”，這個變化的產生是因為職業經理人擁有的是“知識”（它是資本，同時也是一個公司部分的生產資料），尤其是知識淵博、掌握技能的職業經理人能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他對公司的貢獻和他的知識能產出多大的收益。一個公司越是成為由知識勞動者（職業經理人）組成的組織，其成員脫離該組織而加入其他組織就越是容易。
我們必須認清這個現實，從而才能找到職業經理人與公司之間價值與使命的交集。CEIBS的管理學教授肖知興曾在《讓我們更職業一點》一文中說過：上個班被人以死相逼，要求把公司的事情當命根子，是不是有點過了？……職業經理人講究生活與工作的平衡，不唱“以司為家”的高調，所以，他們下班也許不接公司電話，他們休假也許雷打不動，他們也許不拒絕獵頭公司的邀請，但只要一天在崗位上，他們就一天按照職業道德的要求，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
這段話點出了職業經理人的使命，那就是“把工作做好”，這雖然是簡單的一句話，但卻是職業經理人的最高準則，其實也是最難的一件事。長時間專注於某件事，並且要做得完全不走樣，試想這樣的職業經理人中國能有幾個？而對公司的忠誠，對老闆的忠誠，說到底是很難評估的一件事。唱高調的事情，古已有之，但大多沒有什麼好下場。趙構不相信“職業經理人”的岳飛，相信了每日向他表忠的秦檜，到底落得個昏君的千古罵名；崇禎不相信袁崇煥，而只相信身邊的佞臣宦官，也落得個亡國的悲劇。
士以天下為己任，職業經理人以專業為己任，能做到這些的，已是了不起的品質，君權或者組織要顛覆這樣的價值觀，只能落得兩敗的結局。
我們缺乏的就是職業經理人
職業經理人一詞似乎並不受某些老闆的歡迎，他們希望的是有“二老板”心態的人。但問題在於這從前不是士的準則，現在也不是職業經理人的準則。所謂的“二老板”，他一定是基於親情而並非基於職業，他並不能遵從職業的道義，也達不到職業的水準。
我們的職業經理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究其原因，是缺乏培養職業經理人的機制。請注意我說的不是環境，很多人認為應該先有老闆的職業經理人意識才會有職業經理人，這種觀念並不完全正確。士就誕生於儒家的教義，他們並沒有因為明君或者昏君的更替而多了或者少了。
西方的職業制度起源於新教倫理，它培養了專業和敬業。而中國的士的消失，是因為儒家文化教育的缺失，士的精神也難在職業經理人身上得到延續。中國缺乏的不是那些純粹忠於老闆、忠於公司的人，那些人往往欠缺職業經理人的素質，也更欠缺職業經理人的專業水準。沒有一個朝代可以通過奴才去振興，也沒有一個公司可以通過奴才去獲得競爭力。公司的競爭力一定是基於知識勞動者的競爭，也就是基於職業經理人的競爭。
職業經理人的使命就是水滴石穿，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好自己的每一件事情，而無論自己在哪家公司。這是一個優秀的公司之所以振興的根本，也是一個國家之所以振興的根本。就像過去幾千年來，雖然朝代更替，但士的精神一直在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是一個道理。
此文發表於《浙商》雜誌2006年2月刊“浙商課堂·以史為鏡”的俞雷專欄。（俞雷）
來源：中國行銷傳播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