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和墨都是當時的顯學，由於墨翟曾經學於儒，所以墨家的許多觀點是就儒學的弊端爭鋒相對的提出的。那么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比較一下儒墨二學的一些主張。
首先是節葬和厚葬。節葬本是節用的外化，但在儒家的影響下，當時社會的厚葬已經成了風氣。所以在《墨子》一書里單獨成章了。儒家強調死者為大，禮當厚葬。且要按照一定的禮節和等級來守孝。這一點主張幾乎遭到了墨家和我們後面要說的道家的一致反對。道家反對的理由我們暫且先不說。看看《墨子》里對節葬是怎么說的：“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此乎？”（——《墨子·節葬》）可見墨子認為埋葬本身就已經是死者的歸宿和“生存之道”。我們因當注重的是對死者的精神悼念。這種想法和節用一樣可以促進生產力的預留，不過在當時乃至現在人們雖然理智上認可這一觀點，但是從情感的角度上看來卻又不願意執行這樣的行為，這是由於人性的忠孝觀。我們都願意為為了自己操勞了一生的父母花些錢來使得老人入土為安。
那么節葬和厚葬是否就是完全對立的兩個思想呢？不見得。墨學講究精神的悼念，儒學也講究悼念，還講求守孝。雖然方式不同，但是我們能發現他們對死者的尊重和追念從本質上來說是沒有區別的。
與之相似的還有兼愛和仁愛。墨之兼愛是超越了主觀精神的博愛理念。按著璟翎的話說來就是“世界上最博大的愛因該是無界的”（——《兼眾愛》）這是我們所追求的最理想的社會狀態，就像馬克思社會一樣偉大。這也是超越了西學狹隘的人文主義的觀念的觀點。墨學的誕生標準著我國最早的人文主義思想早在春秋戰國其實已經開始萌芽。但是它的可行性較低。尤其是在當時的戰亂之下，自己尚且難以保全又何談兼愛呢？不過正是這種兼愛為墨子的另一注重非攻埋下了伏筆。儒之仁愛則與之不同。它是出於：“禮”的愛某種程度說這是一種遠遠不如儒學的小愛，是狹隘的愛。但是他的可行性卻更強。也正是對小愛的不斷積累才能匯聚成墨家的兼愛的大愛。我們很清楚無論是兼愛還是仁愛都是一種美德的兩個階段，都是對人性的“仁”與“愛”的追求。這點上，他們的歸宿與目的是一樣的。儒學後來的發展也接受了墨學的兼愛作為最終目標，便有了《禮記》的大同社會。墨學也接受了儒學的仁愛的一些特點，使得後期的墨學的兼愛的實用性也略有強調。
最後要說的是“非攻”和“非戰”。“非戰”是我從孟子的“春秋無義戰”的話語中所提煉的。孟子之所以認為春秋無義戰。大概是由於無論正義與否，都要勞民傷財。對社會生產和人們生活都有壞處。但若真的兵臨城下，你能不守嗎？情義理智仁，無論從哪方面都說不過去。這就是非攻的合理所知。不用說非攻、非戰都是從義字出發的不同結果罷了。說到底還是區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