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春節，如果那一家子能夠殺一頭豬、烤一缸酒，那個年，就算是個豐盛的汪年了。我家人口多，在我的記憶中，從來養不起豬的，人都吃了上頓兒沒下頓兒的，哪有豬吃的食物。父親愛喝酒，日子再苦，母親也要滿足父親的愛好，就是想方設法，給父親烤上一令子紅苕酒。這也算是我家一個半汪不汪的年了。
入冬了，我家的紅苕開挖了，父親母親率領我們兄妹五人，去坡地挖紅苕。紅苕是我們的主糧呀，每一株紅苕，需小心翼翼地挖，挖壞了，就不能長期保存了，我每次挖紅苕，總是忐忑不安，再細心也有挖壞的時候，總是挨父母的叨叨。挖壞的紅苕和很小的紅苕，稱為“腳苕”。大戶人家將腳苕餵豬或是打成粉子，吊粉條。我們不能。母親將腳苕收集攏，淘洗乾淨，作為給父親做紅苕酒的原料，有時候紅苕欠收，母親還要翻山越嶺、走溝穿崖地在人家挖過的紅苕地里，翻撿紅苕，作為父親烤紅苕酒的材料，我親眼目睹母親，翻挖了半邊坡，才撿到半籠子紅苕，累得母親大汗淋漓。
烤紅苕酒，需要酒麴子。北山的舅爺，是個采酒麴子藥的能手，每年五月節前夕，父親就去北山找舅爺，舅爺領著父親，在牛山上采酒麴子藥。採回來的藥，放進大缸里，用清水浸泡，缸口封嚴，放在太陽底下暴曬，等到七月份，開缸采酒麴子。
母親選一個黃道吉日作為采酒麴子日。這天，穿戴一新的父親，一臉的虔誠、一臉的嚴肅，他在神壇上點燃三支香，叩響三個頭，便開始開缸采曲了，打開缸，一股濃濃的中藥味沖了出來，嗆得我們不敢大呼吸。母親將麥麩倒進簸籮里，父親按照比例，倒進酒麴藥水，輕輕攪拌，然後倒進酒麴模子裡，上腳踩，一塊塊長方體的酒麴子，在父親的腳下，成型了。踩好的酒麴子塊，要發汗三天后，就可以掛起來了。酒麴子的好壞，決定紅苕酒的品質——我家的紅苕酒，味正酒濃，醇香迷人，這是舅爺的功勞。
洗淨的腳苕，要上大鍋蒸，我填火，母親負責蒸苕，其他弟妹，圍在鍋邊轉。蒸紅苕的火，不大不小，大了，紅苕就會糊，小了，蒸不熟。一大缸紅苕，需三鍋蒸，如果火候恰到好處，便會蒸出幾大勺子紅苕糖來，這美味粘牙的紅苕糖，是我們的奢侈品，母親用紅苕糖，做糖米糕、糖爆米花，如果擁有這樣的美味，我們的那個年，就是甜蜜的年。這紅苕糖，就像官窯的“窯變”，是千載難逢的機遇。
蒸熟的紅苕，母親小心捏碎，晾涼，然後拌上酒麴子，封嚴，等待發酵。
發酵好的紅苕糟子，在大缸里鼓起來了，滿屋子飄著甜甜的酒香，這時候，就該烤酒了。烤紅苕酒也是個大事，母親請來親戚朋友幫忙，說是幫忙，實際是品酒。大爺是烤酒能手，上料的多少、火的大小、添鍋水的多少、啥時候上添鍋水，都是有講究的。
隨著蒸汽的上升，酒溜子開始慢慢滴酒了，慢慢地，由一滴滴，變成一股細細酒線，大爺用槓子接酒，揍在鼻子前嗅，然後押一口酒，嘴擔的“梆梆響”，搖頭晃腦地說：“好酒！好酒！好酒呀！”之後“噗”一聲，將酒倒進噼噼啵啵的火里，只見的“轟隆”一聲響，酒在火中燃燒，酒助火威，火借酒勢，把灶膛照的通紅。父親也押了幾口，笑了。母親不會喝酒，也嘗了一口，這一口，嗆得母親笑了半天，咔了半天。
烤完最後一桶酒，母親把菜炒好了，這時，品酒開始了，親戚朋友，你三盅，我五杯，幹了起來，母親笑盈盈地在一邊，添酒、添菜，在“六連高升”、“五金魁首”中，年的序幕拉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