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你們回來過年
□王 堯
21歲那年，我離開老家負笈江南念書。和現在的大學生比，我上大學的年齡顯然大多了。即便是那樣的歲數，但我父母親幾乎還是把我當孩子，不知叮囑我多少話。我提前一天往縣城，翌日大早坐車去蘇州。出門的時候，母親說，等你們回來過年。說“你們”，是因為大弟弟也是那一年去南京讀書，兄弟仨，兩個出去了，再過兩年，小弟弟也出門讀書了。
等我們回去過年，這一等就是半年。時間是熬過去的，不必說半年，更長也不是問題，在鄉下最容易熬過去的就是時間。但跨過空間卻很難，甚至沒有什麼可能。從江蘇的東台到蘇州，坐汽車是大半個整天，早上八點出發，下午三點到達。花這點時間不算什麼，但父母親就是不能輕易地從東台到蘇州。那時一張單程車票不到4塊錢，這個數字不僅對我父母親，對我們那個村上的人來說，都是個不小的數字。上世紀80年代初的蘇北鄉村雖然開始有了點生氣，但貧困仍然隨著日出日落，沒有作息。我到大學報到的當天夜間，同室的一個江蘇如皋縣的同學由他父親陪著到了宿舍。他告訴我們，他父親凌晨就起床了，騎腳踏車從如皋把他馱到了蘇州。不坐汽車，省下了3塊多錢。所以，讀大學四年，很少有家長到學校來看自己的孩子，也很少有同學會在學期中間回家。我們都等著回去過年。
寒假終於放了。提前訂票時我盤算了一下，如果坐車到縣城，需要到表姐家住一宿，第二天才能回家，既折騰人家也折騰我自己一夜；我索性買了去安豐鎮的車票，到那裡再轉汽車，順著安豐到時堰的安時路，中途下車再走一段路，前後大約一個小時就能到家門口，就能坐在家裡吃晚飯了。訂好票，我就寫信給父母親告知自己返鄉的日程。那些年的寒假短，20天不到，而且放得晚，差不多到了臘月底。我到安豐鎮時，小站的公路上擠滿了人，我下車後的第一趟車怎么也擠不上了。又等了一個小時，從縣城路過來的汽車，在小站停了，門沒開。賣票的工作人員和司機說了幾句，車就開走了，車廂已經沒有再上去一個人的空隙。這是最後一班。我提著一包行李，裡面是帶回來看的書，準備過年吃的一盒麻餅、兩盒雲片糕和半斤軟糖。
我不知道自己何去何從，小站的人都走光了，我還站在那。三十里外的村上，父親母親還有兩個弟弟都在等我，我知道他們都在等我。但沒有電話可以打給他們，告訴他們我沒趕上汽車，我不知道怎么回家。小站周圍的燈亮了，如果正常乘車，我現在應該在自己家的燈光下。有箇中年人推著腳踏車走到我身邊，問我去哪，說他可以送我。我問他多少錢，他說快要過年了，就3塊錢吧。我再問可不可以便宜點，他說不能夠再便宜了，快過年了，工錢不一樣。他還說，現在是回鄉過年的高峰期，你即使等到明天早上，從縣城過來的車也不一定會停下來，這裡不是始發站，何況你在鎮上旅社住下來又要花錢。我出去讀了半年書，讀了半年《現代漢語》，國語仍然不標準，但回到家鄉時一下子又沒有能很快恢復講方言，這人肯定以為我是外面工作的，所以不肯還價。但我口袋裡確實只剩下2塊錢零幾分，坐不起他的腳踏車。這人看我不吭聲，就失望地走開了。
現在我已經記不清楚，我到底步行了多少時間，終於走到了村口，走到了家門口。凜冽的寒風最初還能穿過我的心扉，但很快從腳底開始升溫，背後逐漸有汗。我慶幸自己這學期沒有錢買皮鞋，去蘇州時我帶了一雙涼鞋、一雙布鞋和一雙球鞋。從蘇州出發時我就脫下布鞋換了球鞋，我知道家鄉剛下過雪。如果像現在這樣到哪穿著皮鞋，那天夜間我肯定走不了那么遠的路。軟軟的鞋底貼著沒有完全凍僵的地面，我始終快速地走著，我的膝蓋知道，半年的等待能否儘快地終止完全取決於我的步伐。我左右手不時換提背包，手累了就把背包擱在左右肩膀上。三十里路，我在東頭，父母親在西頭，等我走到村橋頭，就到家了。
我聽到有人在橋南叫我的小名，然後又朝橋北喊：“厚平回來了。”是我大姨的聲音。
“王堯回來了。”母親在橋北應聲道，她不喊我的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