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寬厚能容是出了名的。他主張“寬容比自由還重要”，亦知亦行，一生如此。但在學術研究過程中，他始終守著“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立場，對欠缺證據的說法寸步不讓，以維護心中的學術尊嚴。
羅爾綱是胡適的門生。1936年夏，羅在《中央日報？史學副刊》發表《清代士大夫好利風氣的由來》，該文引申清人管同、郭嵩燾的話作為論斷依據。胡適讀了該文，非常生氣，即寫信給羅說：“這種文章是做不得的。這個題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燾諸人可以隨口亂道，我們做新式史學的人，切不可這樣胡亂作概括論斷。西漢務利，有何根據？東漢務名，有何根據？治史者可以作大膽的假設，然而決不可作無證據的概論也。”
羅爾綱在《師門五年記》中回憶過這件事，說他讀了胡適這封信後，十分感激恩師如此嚴厲的督責，“一連四個晚上伏在桌上回了一封幾十頁的長信，向他懇切表白我的感激，匯報我一年來的工作、研究和生活的經過”。這封長信或是出於多年的心情，因為這並非胡適第一次批評羅。更早些時候，羅在《大公報？圖書副刊》發表《聊齋文集的稿本及其價值》一文，被恩師看到，當面教訓他：“你概括說的都要不得，你的話太武斷了。一個人的判斷代表他的見解。判斷的不易，正如考證不易下結論一樣。做文章要站得住。”據羅回憶，那是恩師“第一次嚴切的教訓”。此後，胡適堅持不放過學生的任何一次輕率。羅說：“當我每次發表這種文章的時候，就得到適之師給我嚴切的教訓。”
馮友蘭是胡適的同輩。馮曾寄贈自己的《中國哲學史講義》給胡，胡適從中讀出證據的不足，即致信馮說：
偶見一點，不敢不說。你把《老子》歸到戰國時的作品，自有見地；然講義中所舉三項證據，則殊不足推翻舊說。第一，“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之事”，此通則有何根據？第二，“《老子》非問答體，故應在《論語》《孟子》之後”，此說更不能成立。第三，“《老子》之文為簡明之經體，可見其為戰國時之作品”，此條更不可解。懷疑老子，我不敢反對，但你所舉的三項，無一能使我心服，故不敢不為它一辯。推翻一個學術史上的重要人物，似不是小事，不可不提出較有根據的理由。
錢穆是胡適當年專程往蘇州拜訪過的一位同輩。胡適讀過錢穆寫的《向歆父子年譜》一書，曾在當天（1930年10月28日）日記里稱道“錢譜為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但當他讀到錢穆《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一文時，發現論證方法有問題，就寫信給錢，表示對其證據的懷疑。胡適說：“此文的根本立場是‘思想上的線索’。但思想線索實不易言。希臘思想已發達到很深遠的境界了，而歐洲中古時代忽然陷入很粗淺的神學，至近千年不久。後世學者豈可據此便說希臘之深遠思想不當在中古之前嗎？又如佛教之哲學已到很深遠的境界，而大乘末流淪為最下流的密宗，此又是最明顯之例。”在此信中，胡適直接批評說：“先生對於古代思想的幾個重要觀念，不曾弄明白，故此文頗多牽強之論。”遂至“其中根本立場甚難成立”。
梁啓超是胡適的前輩，也有“《老子》晚出”的主張。在胡適看來，梁用的是“摭拾一二個名詞或術語來做考證年代的標準”。胡適直言這種方法會有“更多漏洞，更多危險”，並舉出諸多有說服力的例子為證。他質疑馮、錢、梁的證據不足以服人，是希望他們能拿出足以讓人信服的證據。胡適在給錢穆的信中說得再明確不過——“我並不否認‘《老子》晚出’之論的可能性。但我始終覺得梁任公、馮芝生與先生諸人之論證無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證據使我心服，我絕不堅持《老子》早出之說。”
“不苟且”，是胡適對自己的一向要求，常見他說到這個話題。他給羅爾綱的信中說過：“文字不可輕作，太輕易了就流為‘滑’，流為‘苟且’。”在給王重民的信中也說：“一點一筆不放過，一絲一毫不潦草。舉一例，立一證，下一結論，都不苟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