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3年，西班牙人塞維特斯因為堅決反對三位一體，被早已大權在握的新教領袖加爾文操控的宗教法庭，燒死在日內瓦。
加爾文的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無數有良心的知識分子的憤怒。法國啟蒙學者伏爾泰堅定地認為，處決塞維特斯是宗教改革所乾的第一次“宗教虐殺”，也是第一次徹底拋棄那偉大運動最主要的思想。巴爾扎克甚至認為：“加爾文的宗教恐怖統治比法國革命最壞的血洗還要可憎。”但在這眾多的憤怒和抗議聲中，最激動人心、最振聾發聵的聲討卻是發自與加爾文同時代的思想鬥士卡斯特里奧：“把一個人活活燒死不是保衛一個教義，而是屠殺一個人。我們不套用火燒別人來證明我們自己的信仰，只應為了我們的信仰隨時準備被燒死。”他的吶喊不啻一道划過夜幕的閃電，永遠閃爍著人性的光輝。
遺憾的是，這樣一場足以彪炳青史的鬥爭，卻有湮沒無聞的危險。今天，人們毫不吝惜地把花環套在洛克、休謨和伏爾泰的脖子上，稱讚他們是宣告、論證、捍衛思想自由權力的先驅——這當然也算不上什麼錯誤——可是還有誰記得起卡斯特里奧，這位宣告思想自由權利的“先驅的先驅”，這位曾冒著生命危險挑戰加爾文的勇士？茨威格不無憤慨地寫道：“歷史沒有時間作出公證。作為無私的編年史，它的任務是記載成功的人，但很少鑑定他們的道德價值。歷史的目光只盯著勝利者而置被征服者於不顧。這些‘無名小卒’被傾入遺忘的汪洋大海中，既無十字架又無花環記錄他們徒勞的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