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家，常聽老人講這樣一句話：“救急不救窮。”簡單地說，在人處於突如其來的困境中時，街坊鄰居、親朋好友都要“搭把手”，這是救急。但如果這個人一直在困境中需要長期的幫助時，那就不是急，而是窮。此刻用於救急的小恩小惠已經無濟於事，那就不用去救了，這就是不救窮。
看到別人身陷困境，到底是救急還是救窮呢？
尤肯達修女寫信質問美國航天專家恩斯特·施圖林格博士：在目前地球上還有一些兒童由於飢餓面臨死亡威脅的情況下，為什麼還要為遠在火星的項目花費數十億美元？尤肯達修女的質問，悲天憫人，是同情弱者的人文關懷，當屬救急；施圖林格博士講了一個關於伯爵救濟鎮上居民同時還資助一個年輕人研究顯微鏡的故事，意思是說，開拓創新，乃造福人類的科學精神，應當資助，這就相當於救窮。在我看來，這一問一答，囊括了幸福生活的兩條基本路徑。生活的美好需要時時刻刻的人文關懷，而生活質量的真正提高卻離不開科學的進步。所以說，無論我們從“急”還是從“窮”出發，最終都是為了讓生活更美好。救急，救窮，最終的目標是一致的。
一代哲學大師莊周，生活很是貧窮，他曾垂釣於濮水，可能就是為了轆轆飢腸。因為有餓飯的時候，於是莊子留下“涸轍之鮒”的寓言。史書記載，莊子家裡貧窮，向監河侯借糧米。監河侯說只要等到他收到封邑中的收入，就可以借給莊子三百金。莊子變了臉色，說了一則寓言，說他昨天來的時候聽到乾涸的車轍中有一條魚在呼喊求救，希望有一升半斗水讓它活命。莊子說要等他去南方遊說吳、越的國王，引西江水才可以來救魚，這遠水豈能解得了近渴！於是魚忿然說：“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魚兒失去它平常所需的水，失去了可生存的地方，最終只有到乾魚店裡去！
救窮，首先要救急。
莊子最後是否借到糧食我不得而知，我知道莊子借糧是為了生活下去。如果一斗糧能填飽莊周的轆轆飢腸，何需監河侯借出三百金的巨款？如果一升半斗水可以救到涸轍之魚，何必還要大動干戈修造水利工程來救它？顯而易見，救急，在於救當下燃眉之急！給莊周一斗糧即可，給魚一點水即可。
當然擁有三百金，莊周們的生活肯定會大加改善；如果修造水利工程，肯定會給更多的魚帶來活下去的福音。借三百金、引吳越之水都是在救窮，如果監河侯和莊周有能力去做，相信更多的莊周和魚不是“忿然”而是“悅然”了，那是功德無量的好事。但是監河侯對莊周、寓言中的莊周對魚都是只想到了救窮，而沒有救急，這顯然是錯誤的。
施圖林格博士故事中那位救人的伯爵恰恰相反。他對小鎮上的居民說：“我會儘可能地接濟大家，但我會繼續資助這個人和他的工作，我確信終有一天會有回報。”這位伯爵在盡他可能救大家之急，也在不遺餘力地救窮——贊助研究顯微鏡的年輕人。最終，顯微鏡的發明給醫學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消除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區肆虐的瘟疫和其他一些傳染性疾病。這項發明的誕生，是在救窮，但又何嘗不是救急之舉呢？
救急不要忘記救窮，救急更要延續到救窮。
救急時，我們需要的是人文關懷；救窮時，我們除了人文關懷，更需要科技的力量。正確合理運用，科學技術的發展最終還是會讓人類受益，體現出人文關懷，救急和救窮，人文關懷和科技發展，對於人類的幸福生活來說，一樣也不能少。
尤肯達修女問的是科學進步有沒有關注到人的幸福生活。的確，在現今的社會中，我們常常為科技進步歡呼雀躍，可又總是為一些不該發生的事情而揪心而憤怒。正如有國人發問：中國人能發射“神五”“神十”，為什麼不能讓娃娃喝上放心的奶粉？三聚氰胺奶、皮革奶，讓我們無法接受。“神九”上天了，奶粉不能喝了，這兩者看似沒有必然的聯繫，可在科學技術進步的背後，我們是不是該想想我們當下的生活質量？飛船發射成功代表的是中國的國力，中國的科技力量，它是為了給人類未來開拓更多的生存空間，但是如果我們連放心的奶粉都喝不上，生命都沒有了，誰還能去探索太空，誰還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關注當下和關注未來，這是從救急和救窮中延伸出來的問題。
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一文中說：“……但人不能餓著靜候理想世界的到來，至少也得留一點殘喘，正如涸轍之鮒，急謀升斗之水一樣。”餓著等待美好生活的到來，莊子等不到，涸轍之鮒等不到，我們也等不到。只有人文關懷與科學進步並蒂開花，這生活才是春色滿園。
當我們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在關懷當下和追求目標之間徘徊時，我的看法和那句老話不同：救急與救窮，本身就無須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