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屈原的傳說尚未廣泛流傳前，端午的習俗仍因襲對惡日的禁忌，以保健、避疫為主要原則。崔寔(逝於一七○)的《四民月令》記載：“是月(五月)五日可作酢；合止利黃連丸、霍亂丸；采葸耳，取蟾諸，以合創藥，及東行螻蛄”。除了治難產的縷蛄外，其餘都是治下痢、中暑等夏季常見疾病的丸藥。
應劭的《風俗通》則記載：“五月五，日以五彩絲系臂，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一命辟兵繒，一名五色縷，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光從“長命”、“續命”等名稱看來，就可以知道，當時人是多么畏懼惡日對生命所造成的威脅。不僅在實際上製作治病的丸藥，在心理防衛上，也要仰賴五彩絲來抵禦那超自然，不可見的鬼魅及兵災。
儘管有這些顧忌在，端午的生命力並未因之減，積極祈禳的習俗仍隨處可見。周處(二四○-約二九九)的《風土記》記載晉朝新興的端午習俗有：“采艾懸戶上，踏百草、競渡”等。懸艾固然是為了禳毒，踏百草就是後來稱為“鬥百草”的遊戲。而被視為端午特色的競渡習俗，也在此時出現。據宗懍(約四九八-五xx)的《荊楚歲時記》按語：“按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史記》中並未確實記載屈原投江的日期，此說顥然是受了傳說的影響。事實上，競渡、祈禳。表面上是為拯救屈原而舉行的競渡，基本精神仍不脫惡日驅邪崇的本意。
南北朝時，端午又稱為“浴蘭節”，荊楚一帶有采艾的習俗。采艾要在雞未鳴以前就出發，挑選最具人形的艾草帶回去掛在門上，或是用來針灸。據說這種艾草，在針灸的時候別具有療效。一般人則將艾草紮成虎形，或是剪彩作為小虎，再貼上艾葉於其上，在端午節時配戴。除了采艾之外，也采菖蒲來泡酒。
到了唐朝時，端午已成了個重要的節日，宮廷中也有種種的慶祝活動。唐朝的皇帝多在端午日賞賜臣下。王溥(九二二-九八二)的《唐會要》卷三五記載，貞觀十八年唐太宗以御筆題字的“飛白扇”賜給長孫無忌及楊師道。他說：“五日舊俗，必用服玩相賀。今朕各賜君飛白扇二，庶動清風以增美德”。不只是寵臣有賞，一般文武官員也各有賞賜。馬縞(約十世紀中葉)的《中華古今注》記載貞觀中，端午賜文官黑玳瑁腰帶，武官黑銀腰帶。《唐書.禮樂志》也記載，天寶年間於端午節以衣、扇獻於祖陵。
王仁裕(八八○-xx六)的《開元天寶遺事》卷上記載唐玄宗時：“宮中每到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於金盤中。以小角造弓子，纖巧可愛，架箭射盤中粉團，中者得食。蓋粉團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行此戲”。不過，這只是豪奢人家才玩得起的遊戲，一般人家在端午只能以經濟實惠的扇子來應景。李淖(約八八○以後在世)的《秦中歲時記》記載：“端什前兩日，東市謂之扇市，車馬特盛”。溤贄(約九○四前後在世)的《雲仙雜記》卷一引《金門歲節記》也說：“洛陽人家......，端午以花絲樓閣插鬢，贈遺避瘟扇。”(早期的扇子大多以蒲葉製成，由於菖蒲具有禳毒的功效，所謂的避瘟扇，或由此化而來)。
唐朝新興的端午習俗，還有所謂的“五時圖”。段成式(約八○三-八六三)的《酉陽雜俎》卷一記載：“北朝婦人，五日進五時圖、五時花，施之帳上。”所謂“五時圖”、就是在紙上畫蛇、蠍、蟾蜍、蜥蜴、蜈公，也稱“五毒符”。據說這五種有毒的生物只有同時存在時，才不敢互相鬥爭，得以和不共處。所以，掛五時圖就可以防止這些毒蟲作怪。
宋朝的端午節物，比起歷代，更見精緻。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序於一一四七年)卷八記載：端午節物，百索、艾花、銀樣鼓兒，花花巧畫扇，香糖果子、粽小，白團。紫蘇、菖蒲、木瓜、並皆茸切，以香藥相和，用梅紅匣子盛裹。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賣桃、柳、葵花、蒲葉、佛道艾。次日家家鋪陳於門首，與五色水團、茶酒供養。又釘艾人於門上，士庶遞相宴賞。
陳示靚(約一二二五-一二****)的《歲時廣記》卷二一引《歲時雜記》提及一種“端五以赤白彩造如囊，以彩線貫之，搐使如花形。或帶或釘門上，以禳赤口白舌，又謂之搐錢”。以及另一種“蚌粉鈴”：“端五日以蚌粉納帛中，綴之以綿，若數珠。令小兒帶之以吸汗也”。這些隨身攜帶的袋囊，內容物幾經變化，從吸汗的蚌粉、驅邪的靈符、銅錢，辟蟲的雄黃粉，發展成裝有香料的香囊，製作也日趨精緻，成為端午節特有的民間藝品。
宋人的巧思還不僅限於此。同樣是禳毒的菖蒲及艾草，他們也會加點花樣，使它的外形藝術化。吳自牧的《夢梁錄》(序於一二七四年)卷三記載南宋杭州的端午：“以艾與百草縛成天師，懸於門額上，或懸虎頭白澤”。也有人以泥塑天師像，以艾為頭，以蒜為拳，懸在門上辟邪。“天師”及“虎”是未朝端午最常出現的兩種形象，因為他們的外形威猛，足以鎮懾邪魔外道。同時也可看出道教對端午習俗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