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一●相關書訊:

在現代,很少有人這樣觀察歷史;在文壇,更少有人這樣寫作歷史。

作者黃仁宇窮盡叄十年心血,出入典籍,巨觀細究,以超然獨到的眼光,俯瞰古老的中國,以四海平靖、幾乎無事可記,卻對未來中國發展舉足輕重的萬曆十五年為中心,將中國的糾結、迷惘與困惑,纖毫畢現的開展在讀者眼前。

《萬曆十五年》英文版在1979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被美國許多大學採用為教科書,另有法文、德文、日文等版本。在台發行迄今已多達二十餘版,是黃仁宇著作中最暢銷的一本。

黃仁宇,湖南長沙人,曾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戡亂期間的國軍,後赴美求學,為密西根大學歷史博士和歷史學家、中國歷史明史專家,大歷史觀的宣導者之名而為世人所知。著有《萬曆十五年》等暢銷書。

二●內容摘錄:

理想與裝飾究竟不同於虛偽,一個人仍能以此作為起點去推行他的誠意。(p.63)

他的掙扎,他的自我責備,以及他對臣僚所作的愛民的訓示,都可以安慰困窘中的人心,有如一服清涼劑。(p.132)

生命不過是一種想像,這種想像可以突破人世間的任何阻隔。這裡的地下玄宮,加上潮濕霉爛的絲織品和膠結的油燈所給人的感覺,卻是無法衝破的凝固和窒息。(p.139)

人的廉潔和誠信,也只能長為灌木,不能形成叢林。(p.218)

叄●我的觀點:

在大自然中,公獅對幼獅有著望子成王的期待;在皇宮裡,皇帝對太子也有著望子成龍的寄望。但我們都知道:不是每隻幼獅長大都能成為獨當一面的萬獸之王,也不是每位太子即位都能成為眾所愛戴的人中之龍。這其中參雜了一些先天和後天的因素左右著他們的表現。

就萬曆皇帝而言,因為他的一生被太多的人、事、時、地、物所牽絆、糾葛,所以難以獨斷的批判他是個昏君與否。不過,歷史中的他的確不是位堯舜之君。我想,左右萬曆皇帝一生成敗最大的因素是年齡,以現代觀點來看,肯定會覺得讓一個未滿十歲的孩子當統治者是荒謬至極的事。但巨觀中國歷代,幼主即位卻是司空見慣,因為他們多半有著「輔佐」他們的大臣或外戚,甚至是宦官,然而,「輔佐」往往成為「干政」的名義。歷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到了明代則有張居正和馮保架空了幼年的萬曆皇帝,使他變得依賴、優柔寡斷;張居正死後,發現當年敬重的老師虛偽又富有野心時,萬曆皇帝又變得難以相信人。最終,因立儲問題而消沉、一無所成。這一切都是因為年齡衍生的更多失敗因素。反觀現代,不同選舉年齡皆有所標準,就是為了避免造成國家統治失控與動盪。

皇帝有賢愚之分,臣子也有忠奸之別。但究竟什麼才是成為好官的條件?符合了條件,又真能流芳百世嗎?歷代百官中不乏難得一見的清官,如海瑞這種模範官僚,但犯顏直諫,往往落得貶官下場,人言:「伴君如伴虎」,就算一生安分守己、勤儉持家,也不知道哪天會招來他人的誹謗,總之,受重用的人仍在少數。反觀,潛伏在皇帝身邊的小人,也許才疏學淺或心懷不軌,卻權傾朝野。這樣看來,當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做人又何嘗不是如此?當一個人想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時,勸告他人可能招致人際上的誤會,若選擇獨善其身,又太過無情。也有人喜歡曲意逢迎,以求官運亨通。但我相信:歷史是一座不朽的天平,時光會沖淡讒言、誹謗,也能洗刷冤屈。

雖然人言可畏,但可敬的卻是汗青。地下憂憤而死的忠臣是否能因此瞑目已不可考,可知的是不論是當時的得志還是失意,千百年後,他們所有的事蹟都將為後人所推崇、警惕,或評論一番。唐玄宗曾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今天,我拿起「萬曆十五年」這面歷史的明鏡,在作者犀利的筆鋒下,窺探看似風平浪靜的萬曆十五年,實則是一場風雨的前兆。然而置身於故事之外的我們,也應當思考,若是在生活中也遇上了問題,我們是否能跳脫當下迷思而未雨綢繆?這才是我們讀這本書真正的意義所在。

四●討論議題:

為何每個人都說「瑕不掩瑜」,而歷史卻不一定如此,有許多皇帝、大臣一生豐功偉業,卻因為一個錯誤而遺臭萬年,其中是否有其塬因?或者,我們應該以更多面向分析歷史,而不是輕易的概括論定?

近日拜讀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此書英文名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譯為“平淡的1587年”。黃仁宇先生並非如傳統史記般瑣碎地描寫該年事記,而是以1587年為支點,將明後期的歷史支撐開來,更大的意圖在於從人性角度闡釋中國文明史。我不是學歷史的,所謂“門內看行道,門外看熱鬧”,在熱鬧之餘,漸覺歷史大潮從心中涌過,一時感慨萬分,以求一吐為快。

一歷史

歷史本無所謂錯與對,但人們在討論歷史的時候總愛如此評論:“如果當年韓信在漢中自立為王……”,“假如元朝大軍向日本進發不遇到海難……”,這些言論無法改變已過去的事實,有意義的在於總結經驗,以改造未來。昆德拉所言“永遠隆起的硬塊”意亦如此。

歷史是欲望推動的,眾多的欲望組成之合力是人類社會發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類開始住在樹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獵為生,後覺得植物也不錯,於是開始了種植。當然,這其中固然有很多衝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從樹上跑下來的時候,其他的強烈反對,“野獸來了怎么辦?”“在地上怎么睡啊?……,這些反對和贊成衝突融合,推動了人類的進步。

最初的人類公社,是人類最團結的時刻,因為那時人常常挨餓,用馬斯洛的理論來說,就是人的需求還處於最低層——生理需求。要吃飽飯這統一的欲望就是團結的基石,同一團隊的人必須要相互配合才能獵取到食物。但通常這僅局限於內部,在部落與部落之間,如何獲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協作解決的問題,資源爭鬥(搶地盤)則成了更能解決問題的手段,戰爭和掠奪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滿足之後,更高層次需求相應而生。得到尊重變成了理所當然的追求。由於得到尊重的主體必然是個人的,這種欲望徹底破壞了團結,成員之間相互衝突,出現了社會等級。

二道德

道德實際上就是對欲望的抑制,是對欲望衝突最有效的協調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義的法律,法律則意味著工具性,這種神秘主義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兩大特性同存。神秘主義是人類思維的黑洞,是超越人類理性思維之外的東西,中間蘊涵著最強大的能量,這就是道德這個工具難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從這個黑洞裡舀了一點能量出來便世界大亂,拉登沾了一點就能製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義特點就意味著對道德的理解的多樣性。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對如何吃麵包都做了嚴格的規定,這讓今天的我們感到好笑;伊斯蘭教的婦女們個個是蒙面大俠,讓漢人望而生畏;縱慾主義和禁慾主義的爭論今天依然激烈,這說明了道德由於其神秘主義特性,無力完成對欲望的徹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義的法律,而不是單純的法律,有時相反成了欲望衝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實上中華帝國從古到今,道德都成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漢王朝開始,就以道德為根基建構社會制度,但德治始終是美麗的夢想,當管理體系中的大多數成員都把道德當成有效手段,整個社會呈兩幅畫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掛在口頭的目標,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對追求自己的私慾。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著稀有罕見,然後大家都懷著萬分景仰的心態仰望海瑞,心中卻想著自己的勾當,卻誰也不肯去做海瑞,這就是中國政界的現狀。這也是中國整個社會狀況的縮影,絕大多數人都將仁義道德披上,穿上這件漂亮絢爛的衣服,以高尚的名義,行苟且之事。

中國古代的德治,畢竟是種境界,全民景仰,只因無法實現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現在的情況是,以國家的名義公然撒謊,在大家都知道是謊言的情況下,搞政治教育,三個代表,事實上連統治者自己也知道是個謊言,公然推行與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實為世界奇觀之最。

總結:當道德變成謊言的時候,對欲望的抑制無能為力的時候,何不撕掉這層厚厚的包袱,以獲新生?欲望是動力,過分地抑制欲望,也讓一切都變得死氣沉沉,自春秋戰國之後,中國從此敗落,蓋為此。

最近我把《萬曆十五年》重看了一遍,當然還沒看完。我就看了三章,可是這三章讓我明白許多,也讓我明白了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里極力想說的觀點。

1、道德與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與法的位置。自從秦朝因重法而滅亡後,自西漢以來,各朝都開始任用儒生。但是治國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觀念,還是需要法家的,於是明儒暗法這一治國之道誕生了。但是一直以來儒都是高於法的,也就是說道德是高於法律的。這一點到了明朝最為顯著。明朝的官員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時,是在用道德觀念來判定對錯,而明朝的道德觀念是被朱熹的四書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標準里就非常強有力地表現出這一點:

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

這樣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觀得以解決,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觀填補,沒準有一些沒有道德觀的官員回去鑽法律漏洞,以圖私利。但是如果讓法律高於一切,就會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況,無論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法律肯定會有漏洞,這個時候又沒有道德觀,社會將會更加腐敗。只有讓法律和道德齊頭並進,社會才會和諧。可是自秦朝以來,各朝統治者怕蹈秦之覆轍,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2、文官集團的弊端。由於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讓皇帝過目,所以各朝統治者創建了文官集團,就是為了解決問題,可是久而久之,統治者們發現問題本身就是文官集團。但是這個時候要改是不可能的了,因為文官集團這個制度已被天下有學之士所接納,如果徹底改變,天下人都會說統治者無道,局部改變又無濟於事。文官集團的問題出現在哪裡呢?科舉制度。

如果想入朝為官、名揚天下,這缺不了祖父的生財致富、父母的辛苦養育、妻子的賢淑達惠、老師的辛勤培養、朋友的鼓勵加油、考官的欣賞錄取、上級的提拔教導等等等等,所以說一個人當官之後都要回報這些人,可是明朝官員的俸祿僅夠溫飽,與實際脫節,就算俸祿可以維持小康,但是不夠回報幫助他的人。所以要收常例,有良心的人就收一點,沒良心的就會造成苛政。這全看當政的人的品行。所以張居正想改革,最後措施全部作廢;申時行和稀泥,最後雖然使明帝國苟且殘喘,可還是阻止不了帝國的衰亡。

如果真的想改變這一狀況,還是需要林達所提出的“平衡與制約”。

當然,《萬曆十五年》里對封建社會制度的看法遠不止這兩條,還有許多的側面描寫和一筆帶過的東西,如:重文輕武的利與弊,憤青的不顧全局等等等等。這裡我就不多說了,如果想全面了解,就去看一下《萬曆十五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