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海外中國學研究已經成為學術界日益關注的對象，而中國近代史在海外中國學研究中的地位無疑是舉足輕重的，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漢學家，他們從各自的角度和不同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近代史，成績斐然，並取得了大量學術成果。
然而，國外漢學界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也建立了一些新的理論體系，但是都存在著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以西方為中心，“西方中心論”的思想在國外漢學界占據了很大的影響。不管是早期的漢學家如費正清提出的“衝擊—回應”模式，還是當今的漢學家例如何偉亞的“後殖民主義歷史觀”，無一不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真正能夠做到以中國問題為中心，站在中國本身的角度來進行思考和研究問題的則寥寥無幾，這樣就不免造成研究中的偏頗，無法真正地揭示出問題的所在。
而這部《中國近代史：1600—2019，中國的奮鬥》一書則是西方漢學界少有的能夠以中國為中心，從而研究整箇中國近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的一部通史，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書作者徐中約是中國近代史研究權威學者，曾任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歷史系主任、榮譽教授。本書英文版是歐美學界公認的一部中國近現代史經典之作。在這部著作中，作者指出，“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對外來因素的民族或種族抗爭”以及“在新的天地里尋求一條求生之道”三條線索，作為推動近代中國發展的三股最重要動力，並通過對近代中國內部社會動盪的描摹，向世界講述了“一個古老的儒家帝國經無比艱難，蛻變為一個近代國家”的歷史。“近代中國歷史的特徵並非是一種對西方的被動反應，而是一場中國人應付內外挑戰的主動奮鬥，他們力圖更新並改造國家，使之從一個落後的儒家普世帝國，轉變為一個在國際大家庭中擁有正當席位的近代民族國家。這種見解，避免了用‘外因’來解釋中國歷史及其所暗含的中國僅僅是‘作回應’的思想陷阱。”(見本書第4—9頁相關內容)
本書另外一個與傳統史學觀不同的是：作者把中國近代的開始定在了162025年，即地理大發現時代之後，而不是以1840年的鴉片戰爭為開端。作者綜合了兩種學派的觀點，說出自己的理由，將中西歷史的開始回合與中西文明的直接碰撞之間作為中國近代的開端。作者指出，“在19世紀之前的兩千多年裡，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主流是朝著相互分離的方向發展的。只有當其中的一個文明獲得了足夠的力量和技術，並為著自身的利益擴張到另一個文明地區時，這兩個文明才得以回合。”(見本書第3頁)“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的交會不可能發生在地理大發現時代之前，而這兩個文明的直接碰撞也不可能發生在工業革命以前。”(見本書第4頁)正是由於地理大發現的影響，中國才逐漸開始了與外界的交往，最終捲入了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
本書原文為英文版，共42章，本書是簡體中文版，由於種種原因，此書為只有29章的刪節本，這也許是唯一的美中不足吧。不過總體看來仍不失為一部高水準的學術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