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僱於心靈

生命中,有的人叱吒風雲,卻疲於奔命;有的人一擲千金,卻腹中空空;有的人炙手可熱,卻心如寒冰。相反,有的人家徒四壁,卻甘之如飴;有的人捉襟見肘,卻樂善好施;有的人命途多蹇,卻志若磐石。凡人如此,聖人也如此,只有經歷了生命的大悲喜、大苦痛,才可能獲得靈魂的大沉靜、大灑脫。於是,看起來那些曾經的輝煌只不過是飛鴻踏雪,瞬間即逝,我們最終尋找的是心靈的自由與安靜。

“人生到此何所似?應似飛鴻踏雪泥。雪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晚年的蘇東坡在極度困厄中詠出了這樣的感悟。有人不解,說這還是當年那個“聊發少年狂”“雕弓射天狼”的遊俠劍客嗎?還是那個感觸龍鱗、直言上諫的蘇學士嗎?還是那個“多情卻被無情惱”“生死話淒涼”的才子情郎嗎?似乎都已不是。他似乎已寫不出曾經英氣勃發的青春之歌,寫不出曾經喑嗚叱詫的噌吰之聲,寫不出曾經溫柔鄉里的鶯鶯燕燕。是的,他已經走出了朝廷,走進了草野。一路上,他修長堤、治害河、擒巨盜、梳漕運、植桑麻,就在一起一落、一進一出、一生一死的萬般磨劫後,胸中塊壘已消,心態已如瀉在黃州赤壁湖面上的冷月,圓潤清亮;已如長於瓊州荒野深處的荊棘,堅韌頑強。靈魂褪去了曾經張狂的色彩,回歸人性的質樸與本真,回歸生命最初的狀態。“一蓑煙雨任平生”,“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人的生命完全融於自然的風雨變換、盈缺輪迴之中,物我兩忘,像陳年佳釀,脫去烈性與苦澀,蒸餾出最原始的真醇與甘美,從此不再有名利羈絆,不再有世俗牽情,只聽命於自己的心靈。所有的一切都是心靈“真”之釋放,即使死亡也只是“溯源歸真”的形式罷了,生命與自然同在!老子言:“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或許當生命的磁場中充盈著“靜”與“常”結合的粒子時,便可真正讀懂生命,回歸心靈。

然而,回歸心靈並非通常理解的老子說的“無為”。的確,“無為”是一種生命歸根的狀態,但並未包括“歸真”的所有形式。而且“無為”只是最低層次的歸真,如蘇軾,若無前半生的風雨波折與其奮進有為,若無蘇公堤,若無東坡上的耕作,他的生命不知要萎縮多少,怎會如此地豐盈?正是其年輕時的“有為”,才為他最終回歸“無為”之本真狀態尋找到了一條崎嶇的山間溪徑。

人之所以為人,正因為其存在的自然空間和社會空間。老子言:“致虛極,守靜篤”,儘量使心靈達到一種虛空的狀態,保持寧靜。仔細一想,這是不可能的。除卻極少數能如林逋過“梅妻鶴子”的隱士生活,如陶彭澤“不為五斗米折腰”地南山鋤豆,如僧道深藏山野地冥然悟世,還有些如臥龍、李泌般的假隱士、真宰相,大部分的人都要過自己真實的人生。其實,也相當正常,這個世界本來就需要一部分人藏進深山去悟道悟禪,告訴大自然告訴上天自己的生命狀態與人世的生存狀態,需要一部分人柴米油鹽,風裡雨里為生活奔波,需要一部分人追名逐利,渾渾噩噩,為稻粱謀劃,更需要一部分人義無反顧,探索生命與人世的真諦,關鍵時刻振作精神,激發人心,危難之秋挺起脊樑,擔負責任。

羸弱者如中國文人,看似百無一用,連執刀之力都沒有,卻發出了某些將軍、宰相等廟堂高官不敢言的金石吶喊。自稱“乾坤一腐儒”的杜甫目睹人間之不公,政治之腐敗,寫下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句,振聾發聵。在極度困厄之中,還時刻關注國是民生,關心百姓冷暖,寫下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時代強音,實踐著“兼濟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讀這些詩句,我們並不感到做作,反而感覺像一捧從心眼流出的泉水,澄澈晶瑩,從不躲開歷史和後人直視的目光。即便是杜甫那些刻意求工的詩句,我們也並沒有覺得乾澀雕琢,反而像一曲從心底譜出的音符在跳躍。時而沉鬱,時而輕狂,漫天的急雨被大風卷著四處飛鏇,一座突兀的山峰直插蒼冥,一位不稱為戰士的戰士昂首問天,吟誦著鏗鏘的詩句,聆聽著神靈的回答。神靈的回答穿透風雨重重包圍,在空中反覆著,一遍遍加強:生命可以卑微,但靈魂從未屈服。這就是羸弱如杜甫者——那個時代中國文人的自白。

當然,還有一類人,他們上馬擊敵,下馬屬文,居廟堂則憂民,處江湖則憂君。相對文人,他們更願世人稱其為戰士,如范仲淹、陸游、辛棄疾等人,進則率虎狼之師馳騁沙場,退則於文壇執牛耳。其實,他們都在延續同一種角色——為理想不停奔跑的追夢人,都在為自己苦悶的靈魂尋找面向陽光的視窗。所以,讀他們的文章,只感到有一份力量在心中激盪,有一股衝動讓血脈噴張,有一種聲音使靈魂舞蹈。無論是“羌管悠悠霜滿地”的蒼涼,還是“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的傷感,無論是“曾是驚鴻照影來”的纏綿,還是“家祭無忘告乃翁”的無奈,無論是“氣吞萬里如虎”的雄壯,還是“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的悠然,都如酷夏里吹來的一陣涼風,清新暢快;又如雷電鑄造的一把利劍,徹掃污濁。讀他們的人生,不暇於他們角色的轉換,感憤於他們遭遇的多舛,百般磨難卻堅持初衷,那些至真至美的詩文在傳達著這樣一個信息:遭遇的多舛,角色的轉換,並沒有削弱心志,反而倍加堅定。之所以遊刃於風刀霜劍之間,執著於生死危亡一線,不僅是源於使命,更是受僱於心靈。

有骨氣的文人如此,凡人亦是如此,尤其是國家危亡民眾受苦之時。從滔天洪水到罕見雪災,從驚世地震到百年奧運,從阻擊非典到遏制禽流感,到每一次的見義勇為、拾金不昧,甚至到每一次的鮮血、做志願者,我常常看到忙碌的身影、濕潤的眼眶、動人的微笑,常常聽到不悔的誓言、暖心的撫慰、真誠的感謝,常常思索“為什麼平時再吝嗇的人面對地震時能傾其所有”,“為什麼平時再膽小的人面對強暴時能挺身而出”,“為什麼平時再沉默的人面對奧運時能獻身其中”。很多人說他們是擔負責任,我反而更願相信這是源於心靈,源於心中對這片土地深沉的愛,源於對同一種情結的信仰。

即便在日常的學習工作生活中,我們也有戰勝困難的勇氣,抗擊挫折的意志和追求目標理想的不懈動力,我們也有轉換角色的膽識,也有在成功時不自矜的謙虛,在失敗時不自餒的執著,都因為我們心靈的磁場中時刻充盈著一種“靜”與“常”結合的粒子,已經把沉靜作為生命的一種常態,無論是輝煌還是困厄,無論是高峰還是低谷,均圍繞著一條由心靈出發的直線跌宕起伏、徘徊騰躍,不斷反覆,直至無窮,為靈魂尋找一條鋪滿陽光的道路,達到一種“善利萬物而不爭”的生命狀態。

古人言:“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望填上雲捲雲舒”,“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古之文人士大夫將其作為生命形式的一種極致。其實,言寵辱、去留,本身內心中就有一種保留,一種期待,一種無形卻有牽絆的微弱存在。從心靈客棧出發,經歷生命中的每一處渡口,每一座橋樑,欣賞生命中每一縷朝霞,每一輪晚月,品嘗生命中每一味的甘甜苦澀,每一次的辛酸興奮,風雨在身邊歌唱,那座架起彩虹橋的仙境,就是最後到達的目的地——心靈故鄉。

“回首向來瀟灑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尋找一種生命常態,從心靈出發,載著靈魂,到達一處面朝陽光的視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