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今天，XX年6月3日，我第一次閱讀到了馬克思主義書籍，記得是《馬克思的故事》，雖然有些字還是不認識，但是我一下子就被馬克思同志的人格與夢想所吸引，深深的感動，聽到馬克思同志不幸逝世的訊息，流下了眼淚，但是雖然不知道馬克思主義是什麼，但是就覺得這個東西是好的。。。
每次看到當時的xx在黨的會議上的話語，雖然不是很明白，但是就是覺得那就是我看的那本書上寫的那樣，
後來到三四年級每次看到那個畫像里的大鬍子男人給中國人的印象是既威嚴神聖而又神秘莫測。他的學說為什麼能有如此大的現實魅力，是一個讓我從懂點事兒開始就感興趣的問題。四年級時老師告訴我們，馬克思之所以牛，是因為他以前的社會主義都是“空想社會主義”是“烏托邦”，而馬克思他老人家開創了“科學社會主義”。
但我常想不明白：馬克思對理想社會的理解怎么就科學了？
老師告訴我，馬克思構造的未來社會叫共產主義就是：社會產品極大豐富；勞動成為人的第一需要；社會產品按需分配。社會產品極大豐富倒好理解，但勞動成為人的第一需要就比較讓人困惑了，難道掏大糞這樣的工作也能成為人的第一需要？老師解釋說：那時候全是機械化了，掏大糞這種工作只要按一個按鈕就解決了，讓我們茅塞頓開。
至於按需分配，我想到自己吃魚最愛吃魚頭，媽媽常專賣魚頭來給我吃，她老抱怨，現在的魚頭賣的比魚身子還貴，我想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人人都可以吃魚頭，魚身子誰來吃呢？如果沒人吃，只有用來餵貓，能那共產主義社會豈不是太浪費了。這個問題我沒問老師，因為我從[參考訊息]上的一則新聞找到了答案，裡面說記不得的那一國的科學家通過生物工程技術發明了一種方形的西紅柿，這樣放起來不占地方。我舉一反三、豁然開朗，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一定能培育出只有頭，沒有身子或者身子很小的魚。
五年級，徹底顛覆我的憧憬的是再大一點我懂得了一個概念叫能源危機，想必這是馬克思在那個時代所沒有遇見過的。我知道了很多資源是不可再生的，而人的需求永遠沒有滿足的時候。那么看來即使在物質極大豐裕的共產主義社會，人們依然要抑制自己的消費欲望。未來社會的基本矛盾仍將是有限資源與無限欲望的矛盾。
回過頭來想，其實我們對美好生活的想像能力都是取決於我們的現實基礎，就像以前有個笑話，村子裡搞深入揭批“四人幫”，一農民大爺上台發言：江青狗日的腐化著呢，這婆娘床頭放了兩罐糖，一罐紅糖，一罐白糖，她吃油條都蘸著糖，想蘸紅糖就蘸紅糖，想蘸白糖就蘸白糖，把俺們貧下中農肺都氣炸了！對當年那個農村老大爺來說，如果有人告訴他有一個社會這個社會裡人人每天都能吃到油條蘸糖，他一定會把這當白日夢。如果讓老大爺編教科書，也許他會把每天有個紅苕吃稱作科學社會主義，把每天吃油條蘸糖稱作空想社會主義。
六年級我拜讀了資本論以後，我感覺馬克思理論如果要說科學性，主要不在於他的具體預言和結論，那是算命先生的工作。而是他分析過程和思路。其他的“仁人志士”也會痛斥富人的無恥貪婪，憑著想像構造一個美好的社會該是怎樣，而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沒有輕下結論，他從商品和貨幣開始解構資本主義，一步步推出他的結論，寫的著作都論斤稱。這個馬克思在我腦海里，倒不象是中國人所熟悉的為工人階級利益捏著粗大的拳頭赤膊上陣的革命導師，更像一個苦啃書本，板凳坐得十年冷，甚至學究氣十足的古典學者。難怪他不僅能在當時打動吃不飽、穿不暖一天工作十四個小時的勞苦大眾，時至今日仍以其縝密嚴謹的思維魅力令無數哪怕不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的衣食無憂的愛智者嘆服。
初一，課外書告訴我們資本論中的精粹是剩餘價值理論和辯證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不能算作馬克思一人的專利，當今剩餘價值理論也早已不再是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權威話語。但我想這並不能說明馬克思的研究是不科學的，很大程度上這是由於馬克思的研究工作占有資料的局限造成的，他想論證的是一個能發揮一千年作用的命題，但就算他磨穿了大英博物館的地板，他也不可能算清在他身後幾十年乃至一百年的資本主義發展。他就像一個西洋棋大師，他預言了對手下面幾步將如何走，並公布了自己的預言，宣告了他的對手必將失敗。並不是馬克思的預料不高明，而是當時還沒有博弈論，他忘了他的對手是一群和他一樣智慧的大腦的集合，馬克思的預言讓他們警醒並放棄了原來的戰術，他們絞盡腦汁走出了幾步連馬克思都沒有預料到的好棋。
初二，我當選社團中央第一書記、主席，有了新的看法但是在我看來他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還遠不是這些預言和結論，恰是他真誠而理智的烏托邦情懷。
他充分的符合後來西方知識分子研究中所提出的理念人（themanoftheideas）的概念，他身上充滿人文主義的終極關懷，他關注社會核心價值，力求運用他們堅持的理想來尋求生活的意義，並以自己認同的價值與觀念作為準則，來爭取他們所認為的更合理的世界。理念人展現了人文知識分子是為觀念、為理想而生活的這種特點，將這類人區別於工程人，技術人這類專家型的知識分子。
烏托邦是一個在現實中不存在或者達不到的精神王國，之所以說馬克思具有骨子裡的烏托邦情懷，是因為他不滿足於那個人人都無奈的接受的現實的經驗世界，他不認為現存的就是合理的，相反他無論是論證“剝削”還是人的“異化”都旨在展現現實的不合理與荒誕，指出人們“自由地”成為資本的奴隸，也就“自由地”失去了自由。對於時代的痛苦，他不滿足於跟著感覺走，摸著石頭過河，而喜歡搞“理性設計”，他用自己的一系列作品告訴世人，還有一個彼岸世界或者說精神王國，這就是：人的全面解放。
其實這種烏托邦情懷，我們國家的老祖宗身上也有。比如淮南子明明的記載著：“東方有君子之國”，當然你在地圖上肯定找不到。山海經里也說：“君子國衣冠帶劍，其人好讓不爭。”《鏡花緣》還給君子國一些有情節的描述。自由市場上，買物的人說；“老兄如此高貨，卻討恁般賤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賣物的人說：“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已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況敝貨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不過我們小時候都是把這當作笑話來看。
有宗教學者說，中國人的民族基因里就沒有真正的信仰意識。當中國人習慣於用香火供品祈求無災無病，升官發財，福祿壽喜的時候。馬克思傳達給我們一種信仰告訴人們要嚮往打破鎖鏈的自由。難怪畫像里他的目光這樣堅定而又憂鬱。
初三畢業，我再次當選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歷經社團的坎坷險阻，我認為他的執著讓我想起佛祖喬答摩·悉達多在尼連禪河中洗去六年的塵垢於岸邊畢波羅樹下發願：我今若不能證得無上菩提，身體碎壞，猶如微塵，誓不起此座。最後他們同樣得出結論，此岸的世界是苦的，而彼岸的境界，只有破除自身魔障才能證得。使他們的理論打動人並贏得了無數信眾的很大一部分共通點，同樣是他們悲天憫人的終極關懷。
這也是所以馬克思主義能夠構成一種精神上的信仰。它鼓舞生存在此岸的人們對現實不合理的抗爭，也有對真善美的追求，它撫慰人們的心靈，給予人們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的道德勇氣，是對人們工業化社會現實生活無可逃避的巨大欠缺的精神補償。
今天看來，告訴我們傅麗葉、聖西門的那一套是烏托邦又叫空想社會主義，從馬克思開始才叫科學社會主義，也許是他的鐵哥們恩格斯為了樹立他的學術威信。後來我們陰差陽錯的把不能實現的“空想”“烏托邦”和科學作為二元對立，甚至把實現了的現實和“科學”等同起來，絕不是馬克思他老人家的本意。
其實不符合經驗或難於“兌現”並不等於不科學，牛頓定律解釋的自由落體是在絕對真空的情況下的理論推導，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19世紀初法國科學家卡諾認為在工作於兩個給定溫度之間的所有熱機中，以卡諾理想的可逆熱機所產生的動力為最大，這樣熱效率百分之百的熱機在現實中也造不出來，你能說它不科學么？
高一，我也繼續深入，馬克思理論的形象開始改變大概是從蘇聯革命成功開始的，一些打著馬克思主義旗幟的行為讓世人開始懷疑甚至對馬克思主義倒胃口，“蘇聯揭露的史達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亞於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卻在“與時俱進”。當年馬克思說過，社會主義的勝利使得它的敵人也扮裝成社會主義者。而今，則是社會主義運動在蘇聯、東歐等地的失利常常使得它的信徒也扮裝成非社會主義者。
有人認為正是這種烏托邦情懷在一系列社會主義實踐中造成了災難，種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對此秦暉先生一針見血的指出，我國的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運動就是例證。在那個年月除了偉大領袖和一些因不懂事而頭腦發熱的小孩以外，連中央委員們都不得不韜光養晦、明哲保身，誰的腦海里還有一點忠於理想的情操。在餓殍遍野的年代，這么多農民出身的幹部里，除了一個彭德懷跳出來為農民鼓與呼，沒有人敢於質疑當時荒唐的政策路線的合理性，哪裡還談得上什麼烏托邦情懷。參與大躍進的那些“無限忠誠”的中堅分子大多數本身就不相信什麼烏托邦，他們並不打算為之奮鬥犧牲，卻鼓動和脅迫別人去奮鬥犧牲。人性中自私和邪惡的一面被淋漓盡致的發揮。也許領袖個人的出發點是善良的，但是他沒有權力把他一個人的理想強加在全國人民身上，即使是一座最美麗的花園，當它強制性的把人關在其中它就成了監獄，是專制把烏托邦變成了集中營。
回過神來，很多學者指出實際上我們的時代仍然需要烏托邦情懷而專制主義才是我們的敵人。是借著理想來裹挾民眾，利用在此岸孤立無援的個體的絕望來操縱他們的野心家們玷污了烏托邦的旗幟。大眾是有頭腦和選擇權的，你可以用你的理想來鼓舞和感召世人，但你無權用你個人的理想來支配世人，把不同意你觀點的人都鎮壓為xx。
我們要警惕的是，如果我們的民族或者世界可以憧憬一個光明的未來，這個未來之國決不是一群放棄獨立思考，只懂得紀律、忠誠和服從的“建設者”在一種聲音的統一號令下，邁著整齊的步伐來建造的，用哈耶克的話來說，那是通向奴役之路，那種所謂的烏托邦充其量是金凱利的“楚們世界”或者奧威爾的“動物農莊”。
馬克思為我們指出，通向自由王國之路，是以“自由人聯合體”來克服人的異化，實現人的復歸，即人的自由個性的復歸。這也就是後來在《宣言》中的那句凝聚著馬克思理想而後來有些國家“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者”閉口不提的至理名言佳句：“使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成為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高二，現在的我，這種烏托邦情懷和書生意氣在今天被某些“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作不切實際的書生造反、十年不成，斥為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相為印證的是當年毛澤東批林彪“不是極左，而是極右”。連不少受過運動之苦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如今都在談論如何“告別烏托邦”。
而這才是馬克思留給我們最寶貴的精神遺產之一，也正應該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靈魂中的一部分。是他讓我們不要為統治者們的英明偉大而放棄自我，執著地追問當下社會的不合理、不科學、不道德，質疑現實的合法性，憧憬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之國”，那裡有公正、有平等、有尊嚴、有幸福。
今天當我們談到走向精神文明與政治文明的時候，其實隱含的邏輯就是承認，當前的精神狀態和政治生態至少是不夠文明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對於生活在現實世界中的人，理想的文明狀態就是一個烏托邦。
一般意義上制度變遷的研究都會導致一種看法：一種制度自身就包含著合理性，制度變遷總是意味著制度從效率較低的形式趨向效率較高的形式。在現實中確實在一定時期的制度變遷，可能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迅速最佳化。但它難於解釋為什麼人類經常在某些時期無奈的生活在對大多數人都不利的低效率甚至野蠻的制度下。往往一種制度人人都認為它不合理，但誰都沒有辦法，只有說這是“中國特色”。為什麼按經濟人的假設應該是理性，的卻選擇了低效和非理性的制度？這就是“諾思悖論”。而諾思教授對此的回答是：路徑依賴。他指出，在制度變遷中，存在一種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得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有自我強化的趨勢。對此覺醒的個體的抗爭常常是無力的。
人作為一種理性動物的苦惱往往在於，當不能逃離我們就寄託於改變現實，但我們改變現實的理想遭遇挫折，我們又用理想來安慰自己。放大來看，整個知識分子群體的情感歷程就是在這幾極之間往復震盪。
追夢人常是苦悶的。今天的人們，常借“坦塔洛斯”之名形容可望不可及所引起的痛苦。它是希臘神話中宙斯和自然女神普洛托之子，因得罪眾神而被打入地獄，拘留在一個湖的中央。他口乾舌燥，但要低頭喝水時，水就向四周退去；他想採摘頭頂的滿樹鮮果，但剛一伸手，樹枝就馬上抬向高處。相信那個呂日周離開長治時，他心中會真切的感受到這種無力回天的坦塔洛斯之痛。
面向未來
但夢想的真正價值還不在於能否在自己眼前“變現”。那種全心投入的渴望，不畏流言的努力。如同白衣勝雪的年少情懷，對純美愛情的渴望、夸父追日般對偉大真理的衝動。也許歲月會使一個人的行為變得世故而成熟，適者生存的理論可以解釋為什麼一個正直有理想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會在一種環境中成長為機會主義的政治動物。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卻絕不會從靈魂中抹去夢想的烙印。
對烏托邦的嚮往，也並非要迴避現實。《桃花源記》描繪了一個偶然在山谷里被發現的“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樂土，但最後卻沒有忘了告訴世人，第二次再去卻怎么也找不著了，讓一絲酸澀悵惘留在人們心中。先民感嘆：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當人們發現自己沒有辦法通過夢想來到達彼岸的自由王國，即使自由女神的火炬下也不是屬於你的樂土，並不妨礙人們懷著現實感哪怕是被迫留下來建設自己此岸的家園。
現實會給予我們這樣的經驗，真正的正義是難於實現的，絕對和永恆的愛是不存在的，完全的公平是無法達到甚至難於界定的，人類歷史的演進是非理性而且冷酷的。也許我們已經足夠的成熟和世故，我們覺得自己已經看透了而變得冷嘲。有人可以用玩世不恭的表象來保護自己，但我相信如果敲開他們玩世不恭的殼，透過佯狂和反諷，他們內心仍然有炙熱和真正值得珍視的東西。
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在讀到張賢亮的《牧馬人》、《綠化樹》里的知識分子在艱難困苦中，把對夢想中的共產主義事業的無限忠誠作為精神的支柱。也許從心裡感到不可思議甚至覺得是愚忠，這么多大學生為了某一份好工作而入黨的同時。我們不希望我們這個時代被徹底的唯物主義打倒，我們仍然應該旗幟鮮明的鼓舞這個社會的每一個人無論用哪一種方式保有嚮往先進文化未來發展方向的勇氣，鼓勵人們知行合一地實踐我們憧憬中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乃至政治文明。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呂日周們的努力是何等的可貴，說是個人英雄主義也好，書生意氣也好。如阿爾溫.托夫勒所描述的，對任何變革都會有，“一幫人迫不及待地出來扼殺，其理由是這些建議不現實，同時又為現存的東西辯護，說它們才是現實的，不管這些東西多么荒謬。”
假如沒有這樣的人對貌似永恆和習以為常的社會經驗和政治傳統發起的挑戰，假如我們的社會不懂得給予這樣的人善意和尊重甚至必要的支持，我們的社會和我們的政治將沒有未來。
司馬車同志的明天將更加美好，我們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實踐我們的學習、工作、生活的司馬車路線將更加勝利！
高三:宋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