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德黑蘭觀後感1
用兩個晚上看完“逃離德黑蘭”，當影片結束時，如釋重負。看得太投入了，特別是從機場安檢開始，盤問的越來越多，越容易露出破綻，難度可想而知，作為觀眾的我都有些沉重呼吸，甚至緊張到喘不過氣來。這是Argo的成功所在，至少讓我有身歷其境的感覺。忙了一天，能在臨睡前欣賞到如此佳作，相信覺都會睡得更香。
奧斯卡之後有人說Argo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其背後的政治意義。我不否認，影片中以各種角度諷刺伊朗的封閉和批評穆斯林的野性，同時用美國電影的傳統宣傳方式，如“美國英雄主義”、和“一切皆有可能，不到最後不認輸”。影片畢竟是美國人拍的，誰都喜歡聽表揚自己的話，何況來自於真實的事件。佩服美國人的勇氣和智慧，特別是在關鍵時刻大家的團結，造就了自己人安全回到祖國。其實，經常看美國電影的一定會猜到，最後中情局探員Tony一定不會放棄這次行動，套路雖然是固定的，但每次的表現和表達方式不同，總會覺得耳目一新。最後在機場那段太精彩，面對各個關卡時大家的表情和表現，都值得反覆觀看。尤其是面對伊朗軍隊時，用表演的方式去說服，堪稱經典。
影片中有很多感動人的畫面，印象深刻的有二個。一是當飛機起飛時，六個經歷逃脫、藏匿和鋌而走險的人含著眼淚擁抱在一起時，伴隨著舒緩的音樂，那時的我也徹底放鬆了。看得越投入，在那一刻，越能感覺到內心的鬆弛和精神的放鬆;另外一個，也是我覺得很和自己經歷相似的是探員Tony面對是否要放棄營救行動時的矛盾心理。當我們構想出自認為很偉大的想法，之後一步一步按著計畫實施，眼看要實現時，遇上阻礙，那時內心是翻來覆去的痛苦，在堅持和捨棄間徘徊，只有有相似體會的才有如此感受。
兩種文化聚在一起，難免有衝擊，沒有誰對誰錯。看電影像吃東西，吸收到內部的才屬於自己。Argo是部好電影，90分(100分滿分)。
逃離德黑蘭觀後感2
“東方學的任務，即運用一切方法對付東方。這包括對它發表見解、確立權威觀念、進行各種描述、教授東方學知識，以及如何去那裡定居，並且統治那塊地方。不了解這一龐大系統及其運作機制，人們便無法判明：自啟蒙運動以降，歐洲文明是如何控制東方，並不斷從政治、社會、軍事、意識形態、科學和想像性藝術諸方面，製造出一個東方來。”——薩義德《東方學》
塞繆爾·亨廷頓先生的大作《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已在相當領域內被視作政治學確鑿的預言了，繼福山版歷史終結論提出意識形態終結、自由民主萬歲後，亨氏又提出文明的衝突正取代意識形態而成為當代歷史的主線劇情。我們很可以看出這兩類學說的內在關聯與差異(或許可以稱作進步)：在蘇聯陣營全面崩潰的時候，前者視西方式社會和政治制度為終點;在蘇聯解體後世界各地乃至各民主國家間的衝突並未消解反而有加強趨勢的現實下，後者不得不承認，民族間的差異和對抗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內仍會存在。
《逃離德黑蘭》就是這樣一部在“文明衝突”之下上演的文化現象學。1979年，憤怒的伊朗民眾和伊斯蘭革命衛隊衝進美國大使館綁架裡面的員工和平民，危機持續了近1年零3個月。有6個幸運兒逃進了加拿大大使館，在美國特工和好萊塢協助策劃的電影解救方案下逃離伊朗。這部有著好萊塢式人物、好萊塢式劇情和好萊塢式結局的好萊塢電影理所當然的獲得奧斯卡三項大獎，又一次向世人確證了美國必勝的“完滿結局”，並且引發學界關於“文明衝突”的又一輪思考。這次思考，我們能夠得到比以往更新鮮的什麼?
從十字軍戰爭到伊拉克戰爭，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這兩類文化在所有文化類型中的衝突最為激烈，不僅是因為宗教差異和歷史，更為重要的是對抗的一方——西方文明擁有絕對的優勢，並一心試圖將這個老對手徹底排除出文明的競技場。歷史中，強勢文化要么是協調者(如中國)，要么是征服者，並且在精神領域，他們都是高高在上的民族優越論者。從那些真真實實的民/種族主義者(康德：“人性的最完滿形式存在於白種人。黃皮膚的印度人天賦要少一些。黑人更次，而最低等的當屬那些美洲人。”“東方民族永遠也不會自我提升。我們必須在西方尋找人類的持續進步，並且從此出發傳播到全世界。”)的腦中蹦出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價值觀念，也就是說，對於他們而言，西方制度的普世性，必然且永遠是與西方文明的優越性連在一起的。
不過，民族主義本身並不算什麼，一種文化的主宰權必須有堅韌的意識形態做支撐。但現代的政治家們卻叫我們拋棄意識形態，審視文明對立，這種鼓吹在歷史和邏輯中並不矛盾。自由的推廣依靠殖民，民主意味著在體制方面承認西方的獨一無二性，無論“歷史終結”還是“文明衝突”，他們都篤信人類的問題在於歷史遺留下來的差異性而不是內在的顛覆性，也就是說，無論怎樣，意識形態好像都已經被排除出21世紀的坐標軸。而不討論就是對現實的承認，在統治秩序已經被視作唯一尺度及目標的前提下，意識形態合法性問題不會被觸碰，“民族衝突”也僅僅被視作次要的、對人類的主體發展方向不構成影響的問題，它就不會帶給人類真正意義上的進步。
我不能說，現代化就意味著西方化，但西方的文化主宰權建立在現代性的牢固基礎上並不斷以其來證明自身卻是事實。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憑藉商業文明和技術手段的推廣而大行其道，它的核心是經濟科學和工具理性，在它們的掃描下，一切異質文化都失去其鮮活的色彩而成為體系化、制度化、規範化的邏各斯符號。尼采有一個形象的比喻：世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生物學家自以為是，把樹葉加上生物學定義納入科學範疇，於是從此以後人們就只認得平面而單調的邏各斯樹葉了。現代性正充當著生物學家的角色，把各自不同的文化樹葉統一起來，以便推廣自身的現代化邏輯，而且幾乎所有的國家都自覺或不自覺地以這種過程為文明發展的“必由之路”。於是，我們看到電影中伊朗示威民眾穿著愛迪達，在肯德基品嘗美味——他們同所有反西方的民族一樣，可以在宗教、集團、精神意願方面維持自身暫時的獨立性，但不可能在衣食住行上抵擋西方，或是發掘出一條超越技術文明的文化向度。
西方視角下的“他文化”概念，是以其自身為中心視野，對異質文化體的消化和克服，甚至當他們表現出對其他文化的欣賞或羨慕時也是如此(想想切·格瓦拉和《功夫熊貓》)。龐大如中華文明對西方構不成實質性威脅，因為中華文化至今仍是典型的現象界文化，儒學、媽祖或鄧小平主義都不涉及文明獨立性和越度這樣高深的哲學問題(除非中國出現柏拉圖+拿破崙式的人物);日本和印度在精神氣質上已經被消化，這個自不必說;即便硬骨頭的伊斯蘭國家，也出現了土耳其一類西化的成功樣板。但當個別情況下，西方文明確實受到根基性的撼動而必須面對自由平等人權和民族主義的取捨時，他們往往選擇後者。1930年代，一面出於對蘇聯的斯拉夫+共產主義文化體系和猶太人的畏懼，另一面則是對經濟危機導致歐美秩序崩潰的擔憂，卡爾·施密特這類知識分子自然地站到了希特勒這一邊，甚至直到六、七十年代仍有人將納粹視作“對歐洲文明的必要保衛”。西方意識形態中的主流價值始終打著民族主義的烙印，這注定了他們的自相矛盾的雙重身份：這些價值是具備“普世”性質的，從這一角度看他們是國際主義和人道主義者;當這種普世性質與其文明利益衝突時，不惜一切代價遏制之，這時他們又是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者。
所以，我們發現在《逃離德黑蘭》等大片中，模糊政治性、意識形態性並將其降至個人層面這種現代主義手法被廣泛運用;政治、價值對立被人道與非人道、正義與邪惡的對立遮蓋，以博得觀眾的同情和心理認同;每個占領別國的美國大兵身後都有“哭泣的家人”;每個維護體制的中情局特工背後都有“孤單的妻子和孩子”。人道，同其他一切道德標桿一樣，是阻止人類思考和解構的催淚彈，它見證了一個將意識形態蒙上人道面紗、將民族政客裝扮成國際戰士的文化大國的絕對威力。
掀開這套面紗，重新審視意識形態，審視自由、平等的價值。
逃離德黑蘭觀後感3
十五年前憑《心靈捕手》一鳴驚人並獲得奧斯卡最佳編劇的好萊塢才俊Ben Affleck導演生涯的第三部作品《逃離德黑蘭》(Argo)，上映之後贏得如潮好評。毫無疑問，幾個月前爆發的伊朗抗議美國導演侮辱先知穆罕穆德以及駐利比亞使館遇襲風波無形無意中助長了此片的公共關注度，而個人英雄主義的主流價值觀在片中的體現更是解釋了觀眾的熱烈反響。然而單純從影片質量本身而言，阿弗雷克在《逃離德黑蘭》張弛有度的步調和精緻細膩的製作背後試圖表達的人文思想，更讓我覺得值得稱道。
西方世界與海灣國家的衝突，緣於基督教以及猶太勢力和伊斯蘭教根本教義的碰撞，但升級則源於對石油這一經濟命脈的爭奪。美國人民深惡痛絕的獨裁統治和人道滅絕，則必須感謝主流媒體站在道德制高點上不斷播放的討伐令。近十年來美國社會遭遇的種種劇變，從某種程度上說都與這一衝突有關，因而圍繞戰爭和對海灣國家的態度，美國國內的辯論與爭執也一直沒有停歇過。然而在《逃離德黑蘭》片中，導演把始終鏡頭聚焦在事件的本身，沒有任何放大解讀，不帶任何多餘的評價，甚至是與事件有關的暴力和流血，也只是用最簡單的鏡頭語言匆匆帶過。初看之下這樣的處理似乎太隨意太膚淺了，但我覺得導演正是刻意用這種儘可能客觀的表述方式留給觀眾自己思考的空間。至於個人英雄主義，筆觸也是儘可能的淡。沒有驚心動魄的槍戰或豪氣乾雲的怒吼，有的只是寥寥數語後的沉默和思考，和隱藏其後的信念與智慧。片中對海灣國家壯美景色的展現毫不吝嗇，而美國民眾對此事件的愚蠢言論、政府機構的呆板低效、甚至是政治人物的虛偽做作，也得以一一展現，這些客觀真實的描述在我看來也是很妙的。
片中多數重要角色都追求與原型儘可能接近的情況下，男主角的挑選一開始讓我覺得是個遺憾。然而誰願意去影院看一個拉丁裔的美國英雄呢——阿弗雷克是個聰明的導演，他處理這個角色的方法和他對整部電影的製作是一致的——用一種能讓大多數人更容易接受的方法喚起警醒和思考。阿弗雷克是一個關注人性的導演，從《失蹤寶貝》到《城中大盜》，他一直都在灰暗晦澀的社會現實中探求人性的閃光點。這次在《逃離德黑蘭》中他的自我審視得到的更充分的展現——在他的眼裡任何政治事件也許歸根結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活在這世界上的一個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