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饑荒觀後感800字1
河南人劉震雲編寫的《一九四二》，11月26日下午去看媒體場，作為河南人，真的很震撼，馮導他們沒有毀俺們河南人的形象，故事很糾結，原本我是帶著紙巾去的，但結果一張也沒有用，不是我沒有傷心感受，因為淚水是往心裡流的，到最後流的都是血。馮導這部電影《一九四二》，劇情很悲切，很痛，，他用更加揪心的方式詮釋了這個災難歷史，我們觀影2個半小時，我到現在還回味故事的糾結，還在梳理其中故事情節和多個人物的特點。
當影片一開始的對白用純河南話娓娓道來，我就很自然的走進了螢幕，和劇中人物一起，在靜靜等待這場災難降臨，當老東家的高牆大院被災民圍住，為首的災民頭領還曾經受過老東家救命的幫助，但過去的恩情已經被飢餓掩埋，人與人之間的醜陋瞬間被一個饅頭，一塊肉而摧毀，人們相互廝殺，分不清好壞，分不清你我，少東家被當場捅死的那刻，人們反而更加猖狂，一場真正的災難也拉開了序幕.
老東家眼睜睜的看著院子被燒毀，不得不帶著妻兒老小和兒子的遺孀，離開了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富裕家園，途中遇到家丁瞎鹿，就相伴而行，一路經歷了無數次坎坷和良心的呼喚，他們的牽手相伴在了一起，開始更加殘酷逃難之行。
一幕幕堵心的事情在不斷的發生，官場，戰場，商場，鬥爭也是尤為激烈，災民該祈盼誰的救助，該相信誰，誰是可以保全他們性命的衣食父母?!當日本人假髮慈悲的時候，官員們在乾什麼，他們在乎的是頭上的烏紗帽，他們在乎的是自己的溫飽和淫慾，一個剛直不阿的主席卻沒有更好的辦法給予災民更多的幫助，眼看災情越來越厲害卻無能為力。
難道只能信仰萬能的主保佑嗎?結果是否定的，人們受到了更多的災難，人性泯滅，弱肉強食，最後都一無所有，這就是天災人禍，這就是弱勢群體的命運。
最後老東家回憶一路逃難的經歷，家人和老鄉一個個離他而去，餓死的，被打死的，被開水煮的，被賣掉的，他終於想通了，離家走也是死，在家留也是死，就開始走回家的路，路上遇到一個失去父母的小女孩，便帶著她一起往回家的路走去，一直走著，走著，直到消失在遠方，我們樸實的河南人民，最後希望死也要死在離家近的地方。父母官啊，鄉親們啊,我們的根在那裡----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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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一九四二》，我終於明白，為什麼馮小剛這個級別的導演還對影片能否過審戰戰兢兢。它的過審是一次電影對意識形態的勝利以及對民族性反思的勝利。
《一九四二》是這樣一部特別的電影：在抗戰和民族災難之時，我們的黨和我軍將領完全缺席，而忙前忙後的主角變成了國民黨極其及其軍隊。因為意識形態的緣故，這在以前內地的主流電影中絕少出現的。記憶中，這種我黨我軍在重大歷史面前缺席而把主角讓位於國民黨的電影，還算是1986年的《血戰台兒莊》;《建國大業》在這方面也做了歷史性的進步，國共有了平分銀幕的機會，並難能可貴地對蔣介石進行了人性化處理;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抗戰的也只是國民黨軍官和戰士，但卻在身份上做了模糊處理，且只作為電影的時代背景。在《一九四二》中，雖然也表現了蔣鼎文等國民黨將領的麻木不仁，國民黨政府官員的貪污腐化，但同時，你可以感受到蔣介石在內政外交上的無奈，他也需要向國際力量尋求庇護，也需要向地方財團尋求幫助，影片施與了這個我們傳統意識形態中的異端分子以同情。這種表現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這也說明我們的文化意識形態領域正在逐步軟化，很多創作禁區正在被逐步打開，需要的只是時間。而這些正是在以馮小剛為代表的電影人逐步爭取下實現的。
這是一部“在路上”的電影，災民因饑荒而流徙。馮小剛和編劇劉震雲採取了災民、軍隊、政府、宗教、記者五條線索並行推進的敘事手法，讓這五類人面對饑荒，從而做出反應。從劇作的角度來說，19個主角，50個次要角色，這不論在戲劇，還是電影中都是大忌，何況各方面人物又互不交叉，這對影片的戲劇性提出了巨大的考驗，風險性極高。事實也確實如此，多線敘事必然會分散角色的情感力量，讓習慣於追隨幾個人物命運的觀眾無所適從，而且從成片來看，張涵予和蒂姆。羅賓斯飾演的兩個神父的線索是可以被砍掉的，太游離於故事主線之外，我想，馮小剛在最初的故事設計中應該有更多的想法，但礙於整體結構，無奈剪掉了很多的戲份。
多線並進也有一個好處，就是是會形成一種大氣的格局。而這種格局對歷史題材來說是提升水準的一個要求。一位傳媒學者曾如此描述過理想化的傳媒品格：“一種仰天俯地的境界，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一種大徹大悟的智慧。”我無意用這種品格去對應任何一個導演或者是作品，因為那是一種理想。在《一九四二》中，馮小剛反其道而行，他的立意不在於追求這種理想，更多的是暴露醜惡。他曾說，《一九四二》就像一面鏡子，鏡子裡面他的臉很醜，不好看，但是最起碼它能讓他“知醜”，總比糊裡糊塗地臭美好。拍完《一九四二》，他也不會再有盲目的民族自豪感，在向歷史學習的過程中，他學會了“知恥”。在影片中，我們看到了馮小剛對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在面對饑荒的時候，國人的猥瑣、自私都呈現出來。這種批判跟史匹柏在《辛德勒的名單》中對猶太人的批判有著相似之處，在那部影片中，猶太人即使是遭遇死亡，依舊不忘記貪財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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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個為了生存而不顧一切的年代。
那是一個一條人命值兩塊餅乾的年代。
那是一個人屍只能為狼狗所食的年代。
一九四二。一個可怕而又可悲的年代。
——題記
一九四二年，河南省發生大旱災。災民們紛紛離家逃荒。因為日本的入侵，救濟的缺失，這一場災難，奪走了河南三百萬人的生命。
“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些大事：史達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邱吉爾感冒。”這是電影中的獨白，現在讀來覺得頗為諷刺。在那個時代，與那些“國際時事”相比，死三百萬人算什麼?更何況，這三百萬人不是打仗的士兵，只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而已。腐敗的政府官員都儘可能遠離災區，將兵力撤出河南，蔣介石忙於戰爭的前線，決定甩開河南這個“包袱”，而日本侵略者，只因災民中混有軍隊士兵，便駕駛轟炸機進行大規模的轟炸。黑煙滾滾，沙石四濺。在這個戰火四起的年代，災民們無處可逃。他們只能在心裡懷著一點渺茫的希望，在那不知通往生還是死的無盡道路上不斷前行。每天都會有無數人倒在逃荒的道路上，然而又有誰去關心呢?當活著已經成了一種奢望，當食物已經變成衡量生命價值的唯一計量單位，在日軍轟炸機的陰影下，所有人都自身難保。人屍為狼狗所食的慘烈可怖的情景，見證了那個時代人命的卑微和人性的泯滅。
然而，我們慶幸，在那個時代，總還有那么幾個閃光的片段能深深地感動我們。花枝，一個普通平凡的逃荒者，一個母親，她堅強、現實，把孩子看得比任何人任何事都重要。在逃荒的路途中，她憑藉自己護犢的本能，一路為自己和孩子的生存而不惜一切代價地堅持。白修德，一個美國的記者，作為“局外人”，他大可不必捲入這場災難之中，然而他有作為人的本性的善良和作為記者的責任感。他隨著災民們歷經了種種苦難，突破重重阻礙，將河南大旱的現實和真像告訴全世界，讓河南的災情得到了重視，獲得了救濟。在大災大難之中，終究還是有那些溫暖我們的存在。
《一九四二》是一部講述那個年代災難的電影，它既體現了當時人們深深的苦難，又體現了災難之中那些感動我們的一次次閃光。它講述的那些故事，在今天，帶給了我們最強大的震撼，和最深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