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要追溯至二十年前，我大約五歲，那時提起過年，我們差不多同齡的夥伴們高興得就像一隻頑皮的貓兒，在家中蹦蹦跳跳的，那股興奮勁兒——簡直像當上皇帝一般。
像我們那時的孩子，因為過年會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玩餓，大一點的孩子更可以擺脫平日的“勞役”，因此會開心個不停。
或許怪那時的日子太過清貧，平日裡要吃得上一頓好的是極不容易——吃得上肉的人家很少，一般人家除非是有貴客來的時候，孩子們才勉強可以解一解饞；或就是在走親戚，“吃酒”的時候。那時候，寨里要是誰家有紅白喜事，幫忙的大人總是帶著孩子，並且趁人不注意把一兩片豆腐或其他什麼吃的塞在自己孩子的嘴裡。
又或許是那時的生活過於枯燥，所以人們在玩的都比較簡單，快樂也簡單，但大家都很知足，生活平平常常的過，日子順順溜溜地流。那時過年，大人們總喜歡湊在一起玩紙牌，玩牌的方式簡簡單單：一副撲克變換著玩“上游”、“怪嚕”、“三五反”之類，輸了的就罰站或鑽“板凳腳”。（我就是那時常跟在父親身邊問這問那的，現在還清晰記得那些玩牌的花樣。）大家共娛共樂，輸了牌卻贏回快樂，大家都覺得自己是勝利者。
父親喜歡在大年初一、初二的白天和晚上翻起民間手抄或刻印的《柳蔭記》、《八仙圖》之類的書唱個不停，他周圍就圍著媽和其他年輕年老的婦女，動情處大家唏噓喟嘆，有的還流眼淚，聽不明白的時候大家就議論紛紛。我們那一帶像父親年齡差不多的男女都會“唱書”，幾年前回家過春節還聽父親給媽唱了幾段，很是動聽。
對我而言，那時爸唱書的聲音就是最好的音樂，所以對一些如“攢十字”、“蓮花落”之類的唱腔至今還有印象。那時寨里有一台唯一的收音機，音樂從那個小東西里飄出——很悅耳，多是些“朝霞——啊——映在——陽城——湖上——”，偶爾也飄出“何日君再來”的感慨。但這種奢侈的聲音我們很少聽到，有時只是在較遠處聆聽。有收音機的那戶人家很少放歌給我們聽，一般要有客人來或過年的時候才能聽到，更別說是親自看看摸摸那“小傢伙”了。我的記性一向很好，只要那家人放歌，我聽一遍就能“哼唱”了。
那年頭，寨里沒有通電，收音機只能用乾電池，捨得買電池的人家很少——別說用收音機了，就是用手電筒的人家也很少，我們家那時點的是煤油燈。用油燈燈芯也不敢做大，晚上睡得很早，一般晚飯後就洗腳熄燈就寢；有時熄燈後坐在火爐邊聽母親講“老熊婆”、“七姊妹”和其他的民間傳奇或鬼故事。那時聽鬼故事時尤其著迷，但一定用坐在爸和媽之間，不敢靠近門，生怕有個東西推門而入把我抓去。我哥不同，從小到大都不相信有鬼，晚上再怎么黑也敢出去解手——我那時最佩服他了！妹妹還在呀呀學語，只有哭的份，享受不到我聽故事的高興和怵悚。但不知怎的明明害怕，卻用纏著媽一遍又一遍的講，自己就一邊聽一邊幻想一邊害怕了。
至於玩的呢，就簡單得過分了。除了“抓瞎貓”、“躲貓兒”或學唱花燈外再無其他花樣，但那時過年，我們就成天跳來跳去，唱來唱去，變換著玩熟悉的遊戲，快樂無窮。有時被大一點的孩子欺負，哭一陣鼻子，又笑眯眯地跟著玩去。
“過年”這一詞在那時是什麼概念？我只記得那種興致了。以至以後長大在寨里老祖公那裡聽他“擺大傳”，讀那些《征東》、《征西》的幾百部“大傳書”都無法把兒時的記憶抹滅。
但這些年，從我九八年起異地求學直到工作數年後的今天，我對過年的興致淡得很，真有“過年如過關”般艱難的感覺，真正感受到一個成年人的悲哀了。
要說這幾年，要穿有穿，要吃有吃，要享受有享受，哪裡不比兒時的條件強？家裡不是早有了彩電、音響了嗎？不是有三五好友常在一起把酒言歡嗎？但總覺得少了些實在。
過年真正的快樂是屬於孩子們的。但我對他們的玩法有些不一樣的感觸。很多孩子在家看套碟，對武俠大戲裡的動作津津樂道，大一點的孩子們聚在一塊玩著紙牌輸壓歲錢，也有湊在屋子裡看大人們“砌方城”玩通宵的。
而我現在的娛樂也只是看看春節的電視節目和玩玩麻將了，偶爾對著麥克風唱幾首歌。回家過年又有什麼好玩的呢？不過是為了陪著雙親，一家人吃湯圓，一塊看“春晚”，話話家常，如此的簡簡單單。只是給兒時給我唱書講故事的父母一絲寬慰，讓他們在年老的時候感受到全家團圓的滿足——作為父母，或許他們每年的願望不過如此，質樸而平凡。
但留在我們心上的無聊、死氣、沉寂是過年的鞭炮聲爆炸不去的。如果可以，我還是想去看“穆桂英大破天門陣”的鄉土戲，聽寨里的老人將“西遊”、說“水滸”，聽大叔的笛聲，學著一兩首新鮮的曲兒……只是如今事過經年，一切恍在夢中。
而今天 天，書還少嗎？音樂還少嗎？可就是沒有那時的探求欲望了。
這就是長大的煩惱吧——也恰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悲哀。
但我們還得回家過年，為久盼兒歸的年邁、鬢白的雙親——為兒時給我唱書、講故事的雙親。
當然，還為我們的孩子。
我又得思考，我該為他們做些什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