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又來說話了散文

每次我念羅素的著作或是記起他的聲音笑貌,我就聯想起紐約城,尤其是吳爾吳斯五十八層的高樓。羅素的思想言論,仿佛是夏天海上的黃昏,紫黑雲中不時有金蛇似的電火在冷酷地料峭地猛閃,在你的頭頂眼前隱現!

矗入雲際的高樓,不危險嗎?一半個的霹靂,便可將他錘成粉屑——震的赫真江邊的青林綠草都兢兢的搖動!但是不然!

電火盡閃著,霹靂卻始終不到,高樓依舊在層雲中矗著,純金的電光,只是照出他的傲慢,增加他的輝煌!

羅素最近在他一篇論文叫做:《餘閒與機械主義》(見Dial,For August,1923)又放射了一次他智力的電閃,威嚇那五十八層的高樓。

我們是踮起腳跟,在旁邊看熱鬧的人;我們感到電閃之迅與光與勁,亦看見高樓之牢固與倔強。

一二百年前,法國有一個怪人,名叫凡爾太的,他是羅素的前身,羅素是他的後影;他當時也同羅素在今日一樣,放射了最敏銳的智力的光電,威嚇當時的制度習慣,當時的五十八層高樓。他放了半世紀冷酷的、料峭的閃電,結成一個大霹靂,到一七八九那年,把全歐的政治,連著比士梯亞的大牢城,一起的打成粉屑。羅素還有一個前身,這個是他同種的,就是大詩人雪萊的丈人,著《女權論》的吳爾頓克辣夫脫的丈夫,威廉古德溫,他也是個崇拜智力,崇拜理性的,他也憑著智理的神光,抨擊英國當時的制度習慣,他是近代各種社會主義的一個始祖,他的霹靂,雖則沒有法國革命那個的猛烈,卻也打翻了不少的偶像,打倒了不少的高樓。

羅素的霹靂,要到什麼時候才能轟出,不是容易可以按定的;但這不住的閃電,至少證明空中涵有蒸熱的悶氣,遲早總得有個發泄,疾電暴雨的種子,已經滿布在雲中。

他近年來最厭惡的物件,最要轟成粉屑的東西,是近代文明所產生的一種特別現象,與這現象所養成的一種特別心理。

不錯,他對於所謂西方文明,有極嚴重的抗議;但他卻不是印度的甘地,他只反對部分,不反對全體。

他依然是未能忘情的,雖則他獎勵中國人的懶惰,讚嘆中國人的懦怯,慕羨中國人的窮苦——他未能忘情於歐洲真正的文化。“我願意到中國去做一個窮苦的農夫,吃粗米,穿布衣,不願意在歐美的文明社會裡,做賣靈魂,吃人肉的事業”。這樣的意思,他表示過好幾次。但研究數理,大膽的批評人類;卻不是賣靈魂,更不是吃人肉;所以素雖則愛極了中國,卻還願意留在歐洲,保存他:Honorable的高貴,這並不算言行的不一致,除非我們故意的講蠻不講理。

When I am tempted to wish the human race wiped out by some passing comet Ithink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of art;those two things seem to make our existence not wholly futile.

羅素先生經過了這幾年紅塵的生活——在戰時主張和平,壓抗戰爭;與執政者斗,與民眾斗,與癲狂的心理斗,失敗,屈辱褫奪教職,坐監,講社會主義,讚揚蘇維埃革命,入勞工黨,游鮑爾雪微克之邦,離婚,游中國,回英國,再結婚,生子,賣文為生——他對他人生的觀察與揣摹,已經到了似乎成熟的(所以平和的)結論。

他對於人生並不失望;人類並不是根本要不得的,也並不是無可救度的,而且救度的方法,決計是平和的,不是暴烈的:暴烈只能產生暴烈,他看來人生本是鑠亮的鏡子。現在就只被灰塵蓋住了;所以我們只要說擦了灰塵,人生便可回復光明的。

他以為只要有四個基本條件之存在,人生便是光明的。

第一是生命的樂趣——天然的幸福。

第二是友誼的情感。

第三是愛美與欣賞藝術的能力。

第四是愛純粹的學問與知識。

這四個條件只要能推及平民——他相信是可以普遍的——天下就會太平,人生就有顏色。

怎樣可以得到生命的樂趣?他答,所有人生的現象本來是欣喜的,不是愁苦的;只有妨礙幸福的原因存在時,生命方始失去他本有的活潑的韻節。小貓追趕她自己的尾巴,鵲之噪,水之流,松鼠與野兔在青草中徵逐:自然界與生物界只是一個整個的歡喜。人類亦不是例外;街上襤褸的小孩,哪一個不是快樂的。人生種種苦痛的原因,是人為的,不是天然的;可移去的,不是生根的;痛苦是不自然的現象。只要彰明的與潛伏的原始本能,能有相當的滿足與調和,生活便不至於發生變態。

社會的制度是負責任的。從前的學者論政治或論社會,亦未嘗不假定一分心理的基礎;但心理學是個最較發達的科學,功利主義的心理假定是過於淺陋。近代心理學尤其是心理分析對於社會科學是大的貢獻,就在證明人是根本的自私的動物。利他主義者只見了個表面,所以利他主義的倫理只能強人作偽,不能使人自然的為善。幾個大宗教成功的秘密,就在認明這重要的一點:耶穌教說你行善你的靈魂便可升天;佛教說你修行結果你可證菩提;道教說你保全你的精氣你可成仙。什麼事都沒有自己實在的利益徹底;什麼事都起源於自覺的或不自覺的利己的動機。但同時人又是善於假借的;他往往穿著極體面的衣裳,掩蓋他醜陋的原形。現在的新心理學,仿佛是一座照妖鏡;不論芭蕉裹的怎樣的緊結,他總耐心的去剝。現在雖然剝近,也許竟已剝到蕉心了。

所以,人類是利己的,這實在是現代政治家與社會改良家所最應認明與認定的。這個真理的暴露,並不有損人類的尊嚴,如其還有人未能忘情於此;並且亦不妨礙全社會享受和平與幸福的實現。認明了事實與實在,就不怕沒有辦法,危險就在隱匿或詭辯實在與事實。病人諱病時,便有良醫也是無法可施的。

現代與往代的分別,就在自覺與非自覺;社會科學的希望,就在發現從前所忽略的,誤解的,或隱秘的病候。理清了病情,開明了脈案,然後可以盼望對症的藥方;否則即使有偶逢的僥倖。決不能祛除病根的。

實際的說,身體的健康當然是生命的樂趣的第一個條件;有病的與肝旺的人,當然不能領略生命自然的意味。所以體育是重要的。但這重要也是相對的,我們如其側重了軀體,也許因而妨礙智力的發展,像我們幾個專誠尊崇運動學校的產品,蔡孑民先生曾經說到過,也是危險的。肌肉與腦筋應受同等的注意。如果男女都有了最低限度的健康,自然的幸福便有了基礎,此外只要社會制度有相當的寬緊性,不阻礙男女個人本能相當的滿足,消極的不使發生壓迫狀態致有變態與反常之產生。

工作是不可免的,但相當的餘閒也是必要的;羅素以為將來的社會不容不工作的分子,亦不容偏重的工作,據經濟學家計算,每人每日只需三四小時工作,社會即可充裕的過去,現有的生產率,一半是原因於競爭制度的糜費。

工業主義的一個大目標是“成功”(Success),本質是競爭,競爭所要求的是“捷效”(Efficiency)。成功,競爭,捷效,所合成的心理或人生觀,便是造成工業主義,日趨自殺現象,使人道日趨機械化的原因。我們要回復生命的自然與樂趣,只有一個方法,就在打破經濟社會競爭的基礎,消滅成功與捷效的迷信——簡言之,切近我們中國自身的問題說,就在排斥太平洋那岸過來的主義,與青年會所代表的道德。我前天會見一個有名的報館經理,他說,報的事情,如其你要辦他個發達,真不是人做的事!又有一個忠慎勤勞的銀行經理,與一個忠慎勤勞的紗廠經理,也同聲的說生意真不是人做的,整天的忙不算,晚上夢裡的心思都不得個安穩,究竟為的是什麼,我們自己都不知道。這是實情。競爭的商業社會,只是蕭伯納所謂零賣靈魂的市場。我們快快的回頭,也許可以超脫;再不是迷信開紗廠。此如說,發大財——要知道蘊藻濱華麗宏大的大中華的煙囪,已經好幾時不出煙。我們與其崇拜新近死的北岩公爵(他最大的功績,就在造成同類相殘的心理,摧殘了數百萬的生靈,他卻取得了威望與金錢與不朽的榮譽)與美國的十大富豪,不如去聽聶雲台先生的仟悔談,去講他演說托爾斯泰與甘地的真諦吧!

羅素說他自從看過中國以後,他才覺悟“累進”(Progress)

與“捷效”的信仰是近代西方的大不幸。他也悟到固定的社會的好處——這是進步的反面——與惰性,或懶惰主義的妙處——這是捷效的反面——。他說:“I have hopes of laziness as a gospel.”

懶惰是濟世的福音!我們知道羅素所謂“懶惰”的反面不是我們農業社會之所謂勤——私人治己治家的勤是美德,永遠應受獎勵的——而是現代機械式的工商社會所產生無謂的慌忙與擾攘,滅絕性靈的慌忙與擾攘。這就是說,現代的社會趨向於侵蝕,終於完全剝奪合理的人生應有的餘閒,這是極大的危險與悲慘。勞力的工人不必說,就是中等社會,亦都在這不幸的鏇渦中急轉。羅素以為,譬如就英國說,中級社會之頑,愚,嫉妒,偏執,迷信,勞工社會之殘忍,愚暗,酗酒的習慣,等等,都是生活的狀態失了自然的和諧的結果。

所以現代社會的狀況,與生命自然的樂趣,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友誼的情感,是人與人,或國與國相處的必需原素,而競爭主義又是阻礙真純同情心發展的原因。又次,譬如愛美的風尚,與普遍的藝術的欣賞,例如當年雅典或初期的羅馬曾經實現過的,又不是工商社會所能容恕的。從前的技士與工人,對於他們自己獨出心裁所造成的作品,有親切真純的興趣;但現在伺候機器的工作,只能僵癟人的心靈,決不能獎勵創作的本能。我們只要想起英國的孟騫斯德、利物浦;美國的芝加哥、畢次保格、紐約;中國的上海、天津;就知道工業主義只孕育醜惡,庸俗,齷齪,罪惡,囂厄,高煙囪與大腹賈。

又次,我們常以為科學與工業文明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是的,關係是有的;但卻不是不可分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現代的文明;但科學有兩種意義,我們應得認明:一是純粹的科學,例如自然現象的研究,這是人類憑著智力與耐心積累所得的,羅素所謂“The most god-like thing that men can do.”

一是科學的套用,這才是工業文明的主因。真純的科學家,只有純粹的知識是他的物件,他絕對不是功利主義的,絕對不問他尋求與人生有何實際的關係。孟代爾(Mendel)當初在他清靜的寺院培養他的豆苗,何嘗想到今日農畜資本家的利用他的發明?法蘭岱Faraday)與麥克士惠爾(Maxwell)亦何嘗想到現代的電氣事業?

當初的先生們,竭盡他們一生精力,開拓人類知識的疆土,何嘗料想到,照現在的狀況看來,他們倒似乎變了人類的罪人;因為套用科學的成績,就只(一)倍增了貨物的產品,促成資本主義之集中;(二)製造殺人的利器;獎勵同類自殘的劣性;(三)設備機械性的娛樂,卻掩沒了美術的本能。我們再看,套用科學最發達的所在是美國;資本主義最不易搖動的所在,是美國;純粹科學最不發達的,亦是美國;他們現在所利用的科學的發現,都不是美國人的成績。所以功利主義的傾向,最是不利於少數的聰明才智,尋求純粹智識的努力。我們中國近來很討論科學是否人生的福音,一般人竟有誤科學為實際的工商業,以為我們若然反抗工業主義,即是反對科學本體,這是錯誤的。科學無非是有系統的學術與思想,這如何可以排斥;至於反抗機械主義與提高精神生活,卻又是一件事了。

所以合理的人生,應有的幾種原素——自然的幸福,友誼的情感,愛美與創作的獎勵,純粹知識——科學——的尋求——都是與機械式的社會狀況根本不能並存的。除非轉變機械主義的傾向,人生很難有希望。

這是我們也都看得分明的;我們亦未嘗不想轉變方向,但卻從哪裡做起呢?這才是難處。羅素先生卻並不悲觀。他以為這是個心理——倫理的問題,舊式的倫理,分別善惡與是非的,大都不曾認明心理的實在,而且往往側重個人的。羅素的主張,就在認明心理的實在,而以社會的利與弊,為判定行為善惡的標準。羅素看來,人的行為只是習慣,無所謂先天的善與惡。凡是趨向於產生好社會的習慣,不論是心的或體的,就是善;反之,產生劣社會的習慣,就是惡。羅素所謂好的社會,就是上面講的具有四種條件的社會;他所謂劣社會就是反面,因本能壓迫而生的苦痛(替代自然的快樂),恨與嫉忌(替代友誼與同情);庸俗少創作,不知愛美,與心智的好奇心之薄弱。要獎勵有利全體的習慣,可以利用新心理學的發現。我們既然明白了人是根本自私自利的,就可以利用人們愛誇獎惡責罰的心理,造成一種絕對的道德(Positive Morality),就是某種的行為應受獎掖,某種的行為應受責辱。但只是折衷於社會的利益,而不是先天的假定某種行為為善,某種行為為惡。從前土人有一種風俗:一個男子想要娶妻,至少須殺下一個人頭,帶到結婚場上;我們文明社會獎勵同類自殘,叫做勇敢,算是美德,豈非一樣可笑?

這樣以結果判別行為的倫理,就性質說,與邊沁及穆勒父子所代表的倫理學,無甚分別;羅素自己亦說他的主張並不是新奇的,不過不論怎樣平常的一個原則,若然全社會認定了他的重要,著力的實行去,就會發生可驚的功效。以公眾的利益判別行為之善惡:這個原則一定,我們的教育,刑律,我們獎與責的標準,當然就有極重要的轉變。

歸根的說,現有的工業主義,機械主義,競爭制度,與這些現象所造成的迷信心理與習慣,都是我們理想社會的仇敵,合理的人生的障礙。現在,就中國說,唯一的希望,就在領袖社會的人,早早的覺悟,利用他們表率的地位,排斥外來的引誘,轉變自殺的方向,否則前途只是黑暗與陷阱。羅素說中國人比較的入魔道最淺,在地面上可算是最有希望的民族。他說這話,是在故意的打誑,哄騙我們呢,還是的確是他觀察現代文明的真知灼見?——但吳稚暉先生曾叮囑我們,說羅素只當我們是小孩子,他是個大滑頭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