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思想，從春秋以來便與現實處於對立的地位，也就是說，諸子百家的思想都是以批判的立場，力圖糾正當時人們被認為不良的行為。孔子說仁，就是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暴政而言；韓非說法，就是針對當時秩序混亂，行為失范而言；老子說無為，乃是見到當時執政者所採取的政策，都不恰當，愈弄愈壞，還不如不弄。後來這些學說的傳播演變，總離不開對當世弊端的挽救這個目的。漢時傳入的佛教，也是立意要教人解脫，其前提也是人生是痛苦的。至於道教也大率如此。孔子時代，思想還有點實踐性格，越到後來，思想家只能坐而論道，紙上談兵，終日困在書齋中，翻爛古書，與現實一點關係都沒有；而讀書人，日漸變得搖頭晃腦，為世俗人們所不齒。封建專制社會以來，統治者對思想的鉗制十分厲害，思想與現實愈加隔絕，一方面使思想家走入空對空的領域，另一方面使思想家投機趨時，為政治服務。此二者都使思想與行為更加分裂而不可彌合。
自官方參與控制思想始，流行民間比較有影響的思想都被改造，其它思想基本很難存身，思想的工具性不斷加強。改造後的思想總是教人如何服從，即把下層人的權益逐級向上層集中，這種思想由於不符合大多數人利益，很難落到實處。但由於官方控制科舉和教育，其思想通過考試得到傳播。傳播等於說已灌輸到人的頭腦中，不一定落實到行為去。這就是老人孩子都能唱高調的道理。比如看電視廣告，日復一日，我也記得“愛多vcd”、“娃哈哈果奶”等廣告詞，但我卻從來不買上述商品。為了應付考試和報告，人們發明了表面文章，自此，讀文章書籍要得真知識和真思想，比樸學家考證古書還辛苦。我說中國文化的虛偽性，是因為文化大多是文字的記載，而人學習文化，幾乎都是從書本得來。書本的可信度確實很低，因為都是做給人看的文章，即使是日記，如果是做給人看的也不可信。錢鍾書的《圍城》中，方鴻漸的父親遁翁喜歡寫日記，他本是個勢利庸俗的小鄉紳，在日記里卻把自己打扮成為聖人。錢氏說“這種精神上的顧影自憐使他寫自傳、寫日記，好比女人穿中西各式春夏秋冬的服裝，做出支頤扭頸、行立坐臥種種姿態，照成一張張送人留念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