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老同學，博士畢業後分到一所部隊院校，重逢時，他那一身漂亮的軍裝，引出我舊時的一個情結。
小時候體弱多病，常被小夥伴欺負，雖然反抗，卻弱不敵強。於是暗下決心，長大一定要參軍，這件事想得多了，便纏繞成了一個情結。
念國小五年級，“文革”開始，學校停課，我得以提前當“兵”(紅衛兵)。著一身新嶄嶄的軍裝，那種感覺，絕不亞於今天穿一套正宗的皮爾·卡丹。穿的人多了，供不應求，形成“賣方市場”，導致大量“假冒偽劣產品”的出現。我記得，辨別真假軍衣，不看別的，就看紐扣。真軍衣的紐扣，凸出的五角星上面，有豎排的“八一”二字，紐扣背面的扣眼是銅的。而假軍衣的紐扣，正面沒有“八一”，反面沒有銅扣眼。軍衣穿久了，洗得發白，拿到洗染店加色時，必須先把軍衣上的紐扣全部剪下來，否則，等你的衣服加完色，就只剩軍衣不見紐扣了。
到了參軍的年齡卻不能如願，原因是“家庭出身”與“社會關係”。於是退而求其次，在插隊落戶的那個村子裡申請當民兵，是“候補”的，只能參加一些非軍事活動，比如給五保戶擔水送柴，給烈軍屬貼對聯等等，不發槍，也沒有軍衣。
村里一位參軍的小伙子回家探親，同他達成協定:我代他寫一封求愛信，他把軍衣借給我拍照。照片至今還在，紅領章紅帽徽映著笑臉，只是笑得有些勉強有些憂鬱。
明知參軍無望，依然渴望參軍，直到考上大學，對“軍裝”的青睞仍不減當年。用積攢下來的一個學期的助學金，到廣埠屯商店買了一套正宗的軍衣。
都說我們班有兩名軍人，一個是冒牌的我，一個是部隊學員李君。現在想來，李君的與眾不同，就在於他“不做”許多事。比如，他不給女孩子寫情書，他不故意地學雷鋒做好事，他不為了人黨三天兩頭地向輔導員匯報思想，不為考高分而找老師“套題”，也不提前一兩個月進人“複習狀態”……嚴格地說，李君是我認識並熟悉的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