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如果手上沒有材料，或者說沒有合適的材料，那么對材料的處理和加工也就無從談起。在備考中，應該多多積累一些素材，做到“手裡有糧，心中不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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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思立志
西晉文學家左思少年時讀了張衡的《兩京賦》，受到了很大的啟發，決心將來撰寫《三都賦》。陸機聽了不禁撫掌而笑，說像左思這樣的粗俗之人，居然想作《三都賦》這樣的鴻篇巨著，簡直是笑話;即使費力寫成，也必定毫無價值，只配用來蓋酒罈子而已。面對這樣的羞辱，左思矢志不渝。
他聽說著作郎張載曾遊歷岷、邛(今四川)，就多次登門求教，以便熟悉當地的山川、物產、風俗。他廣泛查訪了解，大量蒐集資料，然後專心致志，奮力寫作。
在他的房間裡、籬笆旁、廁所里到處放著紙、筆，只要想起好的詞句他就隨手記錄下來，並反覆修改。左思整整花費了十年的心血，終於完成了《三都賦》。陸機在驚異之餘，佩服得五體投地，只得甘拜下風。
孔子
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多年來許多人都認為，儒家學派的一大特點是保守、守舊，以上古為黃金歲月，只重視“先王之道”而不關注事物的變化，而孔子則是一個方正迂腐的學究。
其實，“信而好古”的孔子是用自己對道德的理解，結合白己對時代的期望，對經典作了新的闡釋的。他既將“如山”的仁作為最高的道德標準，也發出了那句令千古智者為之共鳴的“逝者如斯”的感唱;他不但極其詩意地闡釋了“變”，而且身體力行，收授弟子，用實際行動改造靈魂。
如果他畏懼“變化”，不相信事物有更新的可能，他就不會成為一位靈魂工程師，不會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職業教師。他作為中國哲人的獨特之處在於：他的“變化”如同萬物生長，是一種無聲而自然的過程，他心目中理想的發展，不是斬斷傳統的脈絡，而是以傳統為根基，如山中樹木，生長不息。
許嘉璐欠了學生半堂課
許嘉璐是當今中國的“訓詁學”大師，雖然這門學科很冷僻，也很枯燥，但由於當時他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期間治學嚴謹，一個學期選修這門課的學生竟達200多人，以講《論語》出名的北師大才女于丹也是其中之一。
談起恩師許嘉璐，于丹說了記憶猶新的一件事。許老師上課都提前到教室，然後站在那裡一講就是50分鐘。只有一次例外，他進教室後表情很凝重，講了20多分鐘後說：“實在對不起，同學們，今天我不能講下去了。因為陸達松先生病危，他是我上大學時得益最多的老師，也是章太炎的再傳弟子，我必須馬上趕過去。這種情況下，我站在這裡也魂不守舍，講不下去了，只好欠同學們半堂課了，以後我會找機會補上的。”說完，許老師就走了。于丹說，許老師走後，同學們都哭了。大家都能理解許老師的心情，他本來就不願耽誤我們的課，所以沒有調課，堅持要給我們上課，然而，他對老師的感情又使他難以堅持。
嵇康
“哐當、哐當……”聽見那清脆的打鐵聲了嗎?清風拂面，強健的肌肉散發出生命的氣息，熊熊的烈火陶冶著高尚的情操。嵇康，這個時代的英雄，一代才子，就在這兒過著鐵匠的生活。和其他人一樣，你也對他期望很高吧，可是你敢勸他人仕嗎?是否忘了《與山濤(山巨源)絕交書》?那鏗鏘的言辭己經向所有人宣告了他對仕途的不屑，就讓他做他自己吧，讓“竹林七賢”永遠過著“鄴下放歌”、“竹林飲酒”、“曲水流觴”、“南山採菊”的生活，不要讓世俗的穢氣覆蓋了菊花淡淡的幽香。
或許這就是生命的真諦，不管他人如何期望，自己認為是對的就不懈追求，追求自由、追求崇高、追求生命的尊嚴、追求英雄本色，拋開他人的期望，拋開他人的勸阻，向著自己的認識邁進。
王國維
王國維的文化生命中，最深奧的一筆是他的死。關於他的死，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有如下記載：“五月初二日夜，閱試卷畢，草遺書懷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即1920xx年6月2日)盥洗飲食，赴研究院視事亦如常。
忽於友人處假銀餅五枚，獨行出校門，僱車至頤和園。步行至排雲軒西魚藻軒前，臨流獨立，盡紙菸一支，園丁曾見之，忽聞有落水聲，爭往援起，不及二分鐘已氣絕矣，時正巳正也。”由此大體可以推測，王國維的死，不僅是一種主動的選擇，而且平靜得很，如同去赴一位老朋友的約會，沒有絲毫激昂的成分。正是這種視死如歸的平靜，為王國維在文化史的坐標繫上圈定了一個獨特的位置。
他並非死於具體的時事，而極可能是死於對他身處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失望，對於中國文化中某些無法補救的缺失的絕望。從大的歷史觀來看，他的死，不僅不拘泥於一些具體時務，更超越了個體生命;他以死來將自己同淪落的文化分割開來——他看到，倘肉體不死，精神必定走向泯滅，所以，只有以肉體的死，換取精神的永生。這正是他的大清醒、大智慧處。當時恐怕只有少數有同感者看穿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