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七月，周恩來到廣東新會做調查研究，與農民周漢生交談時，他主動坐在小板凳上，把椅子讓給了周漢生。
去年九月里因事過廣東新會。新會是梁啓超的家鄉，又是元滅宋，丞相陸秀夫背著小皇帝跳海的地方，過去為縣，現在是江門市的一個區。我萬沒有想到在這樣一個小地方竟有一個資料豐富的周恩來紀念館。當地的人也很自豪，他們說，周恩來任總理時，政務纏身，能下到一個縣連住七天，一生僅此一例。我心裡明白，哪裡是周恩來有閒，是政局錯位，一個歷史的小誤會。
1956年下半年，全國出現冒進的苗頭。掌國家經濟之舵的周恩來提出反冒進，毛澤東不悅，說“我是反反冒進”。1958年1月南寧會議、3月成都會議，周都受到批評，並作檢查。7月1日至7日，他便選了一個縣即廣東新會縣來做調查研究。其時周公心裡正受著煎熬，正是偉人不幸，小縣有幸，留下了這樣一處紀念地。
周恩來此行所以選中新會，有一點小起因。當年6月19日人民日報報導新會農民周漢生用水稻與高粱雜交獲得一種優良水稻新品種。周總理很重視，專門帶了一位專家6月30日飛廣州，又轉來新會。在實驗田旁周見到了這位農民(見右上圖)。可以看出，那個時代生活條件還很差，鄉幹部和農民一律都是赤腳，總理的穿著也就比他們多著一雙布鞋，只是衣服稍整潔一些。接待人員找了一把小竹椅、一個小方竹凳放在地頭，本意讓總理坐小竹椅，不想總理一到就坐在小凳上，把小椅子推給周漢生，還說你長年蹲田頭，太辛苦。這就是周恩來的作風，儘量為他人著想，決不擺什麼架子。這張照片掛在展室的牆上，成了現在人們難以理解的場景。按現在的習慣，官大一級，見面讓座，起行讓路，等級分明。一個大國總理來到地頭已屬不易，怎么能在座位上尊卑顛倒呢？我立即聯想到，已逝全國記協主席吳冷西也是新會人。一次，我當面聽他講過這樣一件事，那是上世紀50年代初，朝鮮工會代表團來訪，總理接見併合影，他的座位本安排在前排正中。周恩來不肯，他要當時的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與客人坐正中，他說你是正式主人，今天我是陪客，結果他真的坐在旁邊，報上也就這樣照發照片，那時大家覺得也很自然。我曾見過延安時期老同志的幾幅合影，大家都隨意或坐或站，有幾次毛澤東都站在較偏的位置。無疑，毛當時的地位是應該居首位的。現在當我們看這些老照片時，心裡真說不清是陌生還是親切。
座位這個東西是典型的物質與精神的結合。有把椅子，坐著好說話或辦事，這是物質；坐上去，別有一種感覺，這是精神。坐椅子的人多了，就要排個次序，就有了等級。等級就是一種精神。等級不可沒有，如軍隊指揮，無等級就無效率。但不可太嚴，太嚴了就成障礙，心理障礙，工作障礙。正如列寧所說:真理很靈活，所以不會僵化；又很確定，所以人們才能為之奮鬥。現在我們對座次的設計是越來越精，越來越細，只僵化而不靈活了。不用說大會誰上主席台，台上又誰前誰後，就是有的單位開會，除分座次外，還要專制一把大一點的椅子，供一把手坐。我又聽過一個故事，一位新來的部長，很不習慣這種把他架在火上烤的坐法，每次到場自己先把這把大椅子撤去。但下次來時，大椅子又巍然矗立原地與他四目相對。他的務實作風拗不過籠罩四周的座次威存在決定意識，在沒有椅子坐時，當然沒有座次。我看過西柏坡七屆二中全會的會場。那是一間大夥房，沒有座椅。56箇中央委員、候補委員，隨手從房東家帶一個小板凳來就開大會。難的是有了椅子後怎樣辦？這裡有個公心、私心之分。以公心論座，黨內講平等，是同志；黨外講服務、是公僕，何必爭座？何敢爭座？以私心論座，則私心無盡，錙銖必較，事事都要爭個高低。周恩來的一生是為公的一生，這從他位次變化中可以看出來。他早年就坐到黨內的第二把交椅。長征開始時，黨務、軍務大事由最高三人團負責:博古、周恩來，還有一個外國人李德。遵義會議後他把軍事指揮的椅子讓給毛澤東，一、四方面軍會師，為團結四方面軍又把紅軍總政委的椅子讓給張國燾。解放後他又有兩次讓位。一是1958年6月，就是這次到新會調查之前，因為幾次受到批評，周就提出辭去總理職位，後來政治局不同意，算是讓位未果。但後來經濟困難立即證明周的意見對，他又毫無怨言，以總理的身份來收拾這個爛攤子。第二次是讓位給林彪當副統帥，後林自我爆炸，駕機出逃。當晚，他把辦公椅子搬到大會堂，整整一個通宵，坐鎮指揮，力挽狂瀾，化險為夷。
大位無形，不管周在歷史上曾將位置讓毛、讓張，還是“文革”中讓位於林，或者還要對江青忍讓三分，但在老百姓的心裡他永遠是國家的總管，是僅次於毛的二把手。這個位置是永遠也變不了的。後來的年輕人不理解，總愛問周為什麼要這樣一讓再讓？為什麼不敢與毛爭一下呢？我聽說一位領導同志當面問過周，周說，如果那樣黨就會分裂，局面更不可收拾。他是仔細衡量過利害的。“文革”最困難的時期，他說過一句話，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還是為公，為了國家利益。其實，共產黨無論全黨還是黨員本人，都沒有自己的私利。西安事變，抓蔣而不殺，反而還承認他的領袖地位，為抗日，為挽救民族危亡，這是黨最大的忍讓。周是代表黨親自到西安處理這件事的。周幾次讓位，也是出於黨性的忍讓。無論對內對外，若讓而能利天下，他都義無反顧。
那么，周恩來爭過椅子沒有？爭過，在西安、在重慶、在南京與國民黨長達十年的談判就是在爭椅子，為黨爭，為民爭。周恩來說，談判都把人談老了。但還是談不成。周就甩手回延安，而蔣最後落得只能到台灣給自己安一把小椅子。新中國成立到周去世凡27年，周主持外交，參加或指揮了所有重要的國際談判，與美國人在朝鮮談，在華沙談；與蘇聯人談，甚至在莫斯科與老大哥吵翻，拂袖而去，都是要為中國在國際上爭一把交椅。而他自己卻忙得坐不暖席。
毛澤東出行用專列，周出行幾乎全坐飛機，不是飛機的椅子好坐，是為省時，多一點時間去工作，去為民為國多爭一點權利。最危險的一次是去開萬隆會議，他的座機為敵特所炸，幸虧他臨時換機，免於一難。而身邊的工作人員總不會忘記周的一個工作細節，每臨大會，他都要親自到主席台或會場上看一下座席，特別是黨外民主人士的座位擺得是否合適。最後又不會忘記檢查一下毛主席的座椅，搖一搖，穩不穩，再看看角度，視線清不清。這就是周恩來。他心裡有一個座次，孰重孰輕，何讓何爭，明白見底。
在看這個紀念館時，我很慶幸1958年周讓位之未成，不然國家還要多一次悲劇。又想到“文革”中周雖讓位，林彪又不能久居，不是圖位之人不想接，也不是接位之人不欲久坐，是他們不能承受這輕，不能承受周的這輕輕一讓；又不能承受這重，承受這國事民心之重。莊子說:“先賢而後王”，從政者必得先有賢能之德、之力，才敢去接王位。王位是什麼？就是一把辦重要事情的椅子。歷史上凡大讓之人都有大公大仁之心，堯讓天下於舜；舜讓天下於禹；孫中山讓總統位於袁世凱；華盛頓當了兩屆總統毅然讓位；鄧小平首開在位退休先例。他們都是大公大仁之人。我在新會看到的這兩把小椅凳當然不是王者之椅，它實在太普通了，甚至在民間已很難找到。但紀念館主人很鄭重地對我說:“這兩把椅凳，我們剛從主人家裡徵集到，已作為重要文物收藏了。”我想，西柏坡會議上的那些小木凳散落民間，也不知有沒有人收藏。人們現在更關注的是怎樣去制新椅子。前不久，我到北京一家專門開重要會議的賓館裡就會，吃飯時，座椅龐然而厚重，頗有幾分威嚴，椅子圍桌而立，遠望如一圈逶迤的長城。用餐者入座挪椅很不方便。我忍不住對經理說，餐廳之椅還是以輕便為好，何用這樣隆重？她說這是專門請人設計的，一把就二千元。我說這種重椅只合主席台上用，放在這裡講錯了排場，又枉費了許多錢。但設計者恐怕另有考慮。
新會的一個小型紀念館讓我聯想頻頻，悟到一個大道理。座位這個東西有實在的物質和虛擬的精神兩方面的含義。如果只從實用考慮，能坐、舒適就行，大可不必爭什麼座次；如果從精神方面考慮，每個人在眾人心裡的位置是他德與能的總和，爭與不爭都是一樣的。相反，爭則愈見其私，品位更低；讓則愈見其公，品位更高。這是做人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