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老家的小院子裡，有一棵比我小九歲的梨樹。梨樹每年春上都安靜地綻放滿樹的白花，而後落英遍地，青油油的果子悄無聲息地生長。十幾年了，經歷了親人亡故，小院荒蕪，那棵梨樹沒有絲毫的頹然和衰老，它像一個堅定的信念，一年一年，把繁花和果實舉上枝頭。那是母親的樹。
母親的一生很短暫，只活到三十一歲。然而生命並沒有因為其自身的短暫而忽略了往其中添加苦難。在短暫生命的前二十九年，母親幾乎經歷了平常人由生到死整整六七十年的磨難，所以她才會在三十一歲的年紀故去，帶著對幸福的嚮往和滿腔的遺憾。
我的外祖父是一個不務正業的浪子。他在四十歲的時候用兩間破草屋收留了一個從外鄉來討飯的瞎眼女子，一年後便有了母親。聽母親說，外祖母雖然眼瞎，但她看上去是慈祥的，溫和的，她的身段也是纖細的，跟村里那些女人不一樣。但外祖母只為外祖父生了母親一個孩子。母親是女孩，這不符合農村人的養育觀念。
在外祖父的責罵和毆打中，母親長到十一歲。外祖母在那一年亡故了。母親說，外祖母很早以前就有肝病，最後終於發展成了肝癌。有無數個夜晚，外祖母肝病發作，在床上蜷成一團，母親就抱著外祖母的身體落淚。一陣病痛過去，外祖母把母親摟在懷裡，叫著她的小名說，趕明兒我死了看你咋辦喔。母親就忍不住放聲慟哭。
外祖母死在鄉衛生所里。那是四十幾年前的一個冬天，那時候的冬天比現在要冷得多。外祖母已經病入膏肓，每當病痛發作都忍不住兩腳往床頭的牆壁上踢蹬，發出沉悶的鈍響。仿佛踢開了這四壁的束縛就可以進入一個無痛的世界。多年來，母親站在外祖母的刺骨病痛面前無能為力，淚水和恐懼占滿了她的整個童年。
外祖母生命的最後一個月在鄉衛生所里度過。母親每天上完課得飛奔回家，做缺油少鹽的飯菜給外祖母送去。她穿著外祖母縫製的粗糙笨拙的棉衣棉褲，忍著孩子們的嘲笑和寒風的呼嘯，走五里的山路去鄉衛生所。母親說，有一次，也就是最後一次，她受到了巨大的驚嚇，那一次她膽子極大，咒罵了鄉衛生所里所在的大人。那是最後一次給外祖母送飯，母親雙手抱著用舊棉襖包裹著的飯碗要走過衛生所的院子，走向母親的病房。她很著急，沒有留意腳下。她說，當時只是擔心飯涼了，否則她肯定會繞開那處埋了"炸彈"的鬆土。那種土製的"炸彈"是用來炸野貓、狗獾之類的野物的，在那時很常見。母親說她被炸倒後只是驚得呆在了那兒，並沒有生氣。但衛生所里的那幫人趕過來看見她並沒有受傷後，都為自己剛才的慌張哈哈大笑起來。這笑聲過於刺耳，於是母親委屈得放聲大哭，而後又咒罵了在場的所有人。母親一直罵一直罵，罵得那些人都紛紛回屋，關上了房門。是外祖母的叫喊聲平息了這場孩子與大人之間的紛爭。母親最先聽見被病痛撕扯得四分五裂的聲音從外祖母的牙縫裡迸出來，隨之而來的還有病房牆壁上一聲聲沉悶的鈍響。她哭著跑進去，又哭著跑出來喊醫生。那裡的醫生只會用一種"止病藥"，現在想來，應該是"杜冷丁"一類的鎮定劑。那次打過"止病藥"後，外祖母再也沒醒過來，她已真的步入一個無痛的世界了。
母親沒有再上學，她從國小三年級的課堂上回家務農掙工分，一直到二十歲。二十歲，母親嫁給了地主成分的父親。母親的想法是自己家裡這么窮，還要帶上一個年邁的老爹，嫁到條件好點的家庭恐怕要時常受氣，只能嫁給不敢"亂說亂動"的"小地主"。但母親錯了。父親是一個脾氣暴躁而又不太講理的人，他從未顧及母親苦難的童年。在困頓的日子裡，他也從未構想過一家人相濡以沫的美好情形。摔東西、打人，是他對付困苦的慣用方式。母親常摟著我和妹妹說，她的命不好。
父親的死是一個意外。村裡的人跟鄰村搶水，發生了械鬥，獨獨死了他一個人。母親哭著說，這是命啊，這是命。父親的死讓我和妹妹驚奇地發現，這個家原來是靠父親養活著的。
母親沒有再嫁，她已經認命了。她說，她這輩子只將我和妹妹養大成人，便足夠了，她甘願在那一刻去死。我那時候並未完全體味到母親這句話的含義，我一直把它單單理解成母親對我和妹妹的深愛。而今想來，話語裡浸得滿滿的竟都是絕望。
那段日子我們一家三口都要忍受很多，忍受這個家裡沒有一個男人，忍受粗重的活計、外人的眼光……是母親用她瘦弱的肩膀扛著這個家。在我的想像中，我和妹妹是各坐在一個籮筐里，由母親挑著在生活的路上走著。我一直在擔心，母親究竟還能走多遠呢，她是那樣的勞累啊。
袁叔是在幾年後出現的。我竟然至今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從哪裡來的。他仿佛是一個巨大的禮物，由上天安排著出現在母親面前，陪她度過生命里的最後兩年。也不知道母親經歷了怎樣的說服，她接納了袁叔。沒有擺酒，沒有儀式，但從此我們家裡多了一個男人。
我和妹妹常常把袁叔和父親相比較，結論是她比父親老，比父親和藹。對於前一點，其實是不確切的，因為我們是把當時的袁叔跟幾年前的父親比較，倒是後一點毋庸置疑。袁叔對母親，對我和妹妹都相當疼愛。母親當時已經結過扎，有一次袁叔主動對母親說不用解扎，有這兩個孩子就夠了。我看見母親的眼圈紅了。後來我想，母親當時肯定很想撲到袁叔的肩膀上大哭一場。但在最初的一年裡，母親和袁叔的相處是十分平淡的。
第二年母親的貧血症突然變得很嚴重。去了幾趟縣城的醫院，拿了些藥吃，也總是時好時壞，常常暈得下不了床。那年正月，袁叔在院子正中栽下了一棵梨樹。他說，那是為母親種下的，等梨樹開花了，結梨了，母親的病也就好了。我和妹妹便隔三岔五地給梨樹澆水，盼著它開花，結果。但那一年梨樹沒有開花，只蓬蓬勃勃地發出了許多枝椏。我和妹妹很失望。袁叔說，等明年吧，明年它就能開出滿樹的花兒來。
袁叔信基督教。當時好像還不太有信教的自由，所以這是秘密，我最初並不知道。後來母親也信起來了，是袁叔讓她堅信萬能的主能帶走她身上的病魔。他們祈禱時的神情無比虔誠，讓我相信在真的會有一個萬能的主，在屋頂上微笑著看著這一切。我們都盼著主能像電視裡的觀音菩薩那樣顯靈一回。
儘管主最終未能顯靈，母親還是在她生命的最後兩年里經歷了許多從前不曾奢望過的幸福和浪漫。我曾替母親和袁叔主持過一次西式的婚禮。那是在母親一次很嚴重的犯病之後，袁叔扶著她下床四下走動，門外恰有一隊迎新隊伍熱熱鬧鬧地經過。袁叔突然說，我們倒是還未成親呢。母親很驚訝，說不是拿了結婚證了嗎？袁叔說，那不算，沒有儀式呢。現在再結一次，給你沖沖病。於是袁叔叫我過去，給他和母親主持婚禮。這是一件十分好玩的事。我照著袁叔給的紙片念下去，依次向袁叔和母親發問。我問，袁叔，你願意娶我媽為妻嗎？不論貧窮、疾病……我問，媽，你願意嫁給袁叔嗎？不論……
現在想起那時候袁叔的鄭重表情和母親臉龐的紅暈，我意識到，在母親生命的最後兩年，她曾渴望過而又幾乎絕望的幸福終於不可扼止地湧來了。儘管她病著，她一天到晚地犯暈，她的幸福還是那樣真實而可以觸摸。
母親挨到了第二年春天。梨花真的開了，談不上繁茂，但小小的一棵樹，枝枝椏椏地都開滿了，纖塵不染的潔白。那天夜裡月光朗朗地照著，我起床撒尿，看見袁叔攙著母親在梨樹旁看梨花。刷刷的尿聲很清脆，我邊尿邊說，晚上看不清，明天白天太陽剛出的時候才好看呢。母親的聲音細若遊絲，她說，小孩子不懂，進去睡。
第二天我搶在太陽出來之前起床，我看見紅艷艷的太陽照在潔白的花瓣上。但不知為什麼，感覺真的沒有昨晚在月光下匆匆一瞥的好看。我跑去問袁叔，袁叔竟然坐在床邊落淚。母親走了。梨花開了，可母親還是走了。
那一年梨樹結下了十幾個梨，一直是青油油的，到秋後才慢慢變黃。我和妹妹都捨不得吃，我們知道，那是屬於母親的。我們把它摘下來放到母親墳前。袁叔靜靜地看著我們所做的一切，而後他靜靜地，把我和妹妹帶大了。
我一直都覺得袁叔是從天而降的，時間將他帶來，給了母親兩年的幸福，幫母親把我們帶大，然後時間又匆匆將他帶走。我們沒來得及報答他。惟有那棵梨樹一直留存下來，活得枝葉繁茂、青春不息。那是母親的樹。那是生命、愛、浪漫和希望。